特色的《资本论》传奇
我很早以前读过一本书叫《资本论》是马克思写的，书是我母亲单位个每个科级干部发的，这本书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一个多世纪，在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被称缔造了人类文化及文明的一代传奇。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揭示和论述了剥削和压迫，并把这些结论构筑于剩余价值理论之上。在这个理论中，马克思强调所谓的企业利润就是剩余价值，并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与机器、生产资料、资本和资本家无关。这个理论使得工人们团结起来开始抗争，在东方他们推翻旧的专制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在西方通过建立工会进行不懈地斗争使得正当权益不断增长。 后来，苏联和东欧垮台了，中国和越南也搞了改革开放，原有的社会主义体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有意思的是，苏东彻底资本主义化了，中国尽管实行市场经济打的仍旧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并自己定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旗号下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体系，却没有引进配套的独立工会机制，也就是说中国不支持工人团结起来同企业管理层讨价还价。独立工会体制就是所谓的国际通行的现代工资确立机制，正是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西方工人通过不懈斗争从资本家手里争取来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国家，为啥偏偏要拒绝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最为合理的存在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的现代工资确立机制呢？为什么拒绝马克思说的“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利益”？这是因为有一套新理论在为它辩护，这套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定作者就是中共，因为它实在是独裁，专制智慧的结晶，只能名之曰“特色《资本论》”。 “特色《资本论》”是一个什么理论呢？首先这一理论强调我们尚处于某个初级阶段，一切都很落后，中国人需要向外国人学习，素质差的需要向有能力的学习。这些学习不是免费的，都需要缴纳学费，这些学费就是暂时容忍他人的剥削和压迫。具体来说，对外国企业或商人，中国要他们少收税，多提供免费的优质服务；为了赚取外汇，中国的商品出口要少赚钱，为此就只能压低工人工资；对国内企业和商人来说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最为迫切，为此要对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将国有企业贱卖给原来的管理层或其他有能力的人，这就是早期提出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带动不富裕的那部分人”。同时工人的工资需要低些再低些。人们可能怀疑了，这不是过去中共反对的要将中国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早期化吗？是的，君不见早就有人高呼过，中国需要象香港那样经历一百年的殖民地，才有希望兴旺发达起来；君不见早就有人高呼过，资本积累就是血腥的，西方就是这样过来的，中国也无法避免，这就是历史规律！ 其次，中共开动宣传的机器对这一理论一再强调，宣称的中国国情特殊，人口多底子薄是其最大特征。由于这一最大国情的存在，导致中国就业压力极其庞大。依据市场供求关系，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力价格不仅无法上涨，还要不断贬值。所以说，尽管广大中国企业工人收入低下，但毕竟增长了，虽然显得有些缓慢，可毕竟没有按供求关系予以下降，是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广发善心大发慈悲的必然结果！同时为了保障现有劳动力的权益，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从而避免了劳动力商品供应过快，这对现有劳动者来说绝对是个保值和增值的利好政策。更何况，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所以工资必然普遍低下，从事最低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是中国每年都要生产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学生劳动力啊？为啥他们的工资也涨不上去？难道他们的素质也非常低下？没办法，中国的产业主体就是劳动密集型，大学生即便素质再高，干低等的活就只能拿最低等的工资。 再次，这一理论强调，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中共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要远远高于工人。所以投资者必须获利，中共的领导的企业管理人员要拿高收入，工人就只能拿低工资。你想啊，连马克思都承认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无利润可图谁愿意投资？不投资又如何发展？不发展又如何就业？所以资本也创造利润，剩余价值中必须有资本的一大份，这才是科学的合理的。至于企业管理者，他们与从事科技工作的人一样属于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而且比体力劳动创造的还多，愈高级的脑力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愈多，所以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都必须享受高收入高福利高待遇。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岂非就从根本上错了？那我们国家的理论基础？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结构？忍不住恐惧！ 综上所述，一切资本都应获利，脑力劳动者都应该享受高收入，从事低等工作、学历不高、能力不强的人们就只能拿低工资。这样的经济模式必然意味着，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科技专家和学者、大规模资本持有者等高收入阶层属于上流社会，而广大低收入者就只能在下层社会里挣扎，这才是最科学、最合理、最正确的社会结构！这就是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以，低收入者不能因为收入低而不平，因为你能力低胆量小，因为你素质差，你听话，因为你缺乏资本，不敢闯，因为你出身不好，没有基础。不仅如此，低收入者还要感恩，因为正是政府、投资者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你提供了就业岗位，你才能有饭吃有衣穿，你才能活着立于天地之间。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饭之恩，当永世不忘”。即便你不想无私奉献予以报答，至少也不应该埋怨。那么西方的普通劳动者为啥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呢？说来绕去大家还是惦记着人家独立工会的工资确定机制啊，告诉你们吧，那是西方的统治者们愚蠢笨拙，全是他*妈*的民主和选票惹得祸，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 大家看看，这就是特色《资本论》，它在中国创造了一个传奇，使世界看到了一个特色的创造财富的理论和实践。
2010年2月27日星期六
再次证明温总理的谎言
今天在网上看到温总理答网友，看到温总理情真意切的话语，我首先的意识是难道这次是真的吗？因为这个温总理太能作秀了，也太能说谎了，但我还是再次验证温总理是否真的答网友，我打开了搜狐http://news.sohu.com/s2010/1138/s270429206/，我想好了我的提问：“中国是否是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公民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怎样保障有尊严，中共是否能允许或容忍反对党和反对的声音在中国出现”。以往都能登录网页现在已经无法登陆了，我的提问也根本无法实现，温总理啊！我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你的作秀的谎言，中国有你这样一个骗子总理真悲哀，你丑陋的表演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新浪微博小助手 说 (14:45):
*[私信] 系统管理员(v)：您在2010-02-27 22:00:26发表的微博“温家宝说：“只有民主，才不会...”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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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
中国劳工
在1989年之后的20年中，中国的工人行动(worker activism)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鉴于工人参与了天安门的大规模骚乱，尽管这一群体在那场骚乱中曾从属于学生，但此后的劳工行动几乎都被限定在了劳工阶层范围内。尽管受到不公待遇的工人群体有所扩大（从国有部门的工人扩大至农民工），尽管劳工行动的形式和事件都在成倍增加，但仍然没有任何动员的迹象表明劳工行动会跨越阶层和地区。
第二，我们注意到，从生产的角度看，尽管在工作场所外获得了更多的（至少是字面上的）权力，工人权力长期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些权力在过去制度化地体现在技能等级（skill hierarchies）、职代会、民主管理、终身或长期就业以及其他服务性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条款中。新劳动法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利，也扩大了通过行政和司法来解决劳动纠纷的途径。尽管工人在官方限定范围之外掀起并强化着动员，但上述司法和行政程序的确起到了使劳工行动原子化以及去政治化的作用。
曾经使工人能够参与学生反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也不复存在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打击了具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信心，自此，他们抛弃了群众运动可以成为政治变迁工具的理念。作为应付支撑天安门反抗运动的合法性危机与社会不满的手段，政府朝经济自由化的决定性转变重组了不同阶层的利益格局。1990年代，即便当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官员还依靠其官职和关系受益良多的时候，市场改革使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受益，其中有教育背景的人和企业家占据了大多数。
中国工人阶层的内部变动也日益明显，在经济变迁的推动下，这一群体的不同组成部份已开始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例如，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和私营经济的扩张，中国出现了一个目前已达1.3亿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10%的庞大农民工群体。1990年代中期，许多国有企业的“重组”（可理解为私有化或破产）开启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失业率期。此间，国有和集体企业清退了450万名城市工人。与此同时，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临时雇佣在汽车制造业这样的支柱产业中也迅速流行起来。现在，自谋职业、兼职、短工、临时工已占到城市就业人口的40%，而且工人阶层的整体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十分有限，即使如此，由拖欠工资、扣留养老金、工厂倒闭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引发的愤怒仍使得劳工骚乱在持续上升，尽管这种骚乱多发生在地方层面。
工人阶层内部仍有城乡之分，在工作收入之外，不同的户籍地位使工人获得了除工资待遇以外的维持生计方面的不同规定，进而在工人阶层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工人和非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手段也是不同的，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最后，国家对任何带有跨企业意味的劳工行动都不惜严厉镇压，进一步抑制了基础广泛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单位侵权与法律赋权
对于中国工人在工作中遭受到的任人宰割的命运而言，官方工会角色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中华全国总工会（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也受到了1989年上半年动荡的冲击。在那一时期，关于扩大工会的自主权的内部争论日趋白热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官员还与学生领袖会面并表达了对独立工会的支持。【1】同其他方面的全国事态一样，6月4日的屠杀终结了工会进一步自主化的讨论。从那以后，没有工会领导人敢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这意味着，除了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已不可动摇地成了工会首要任务。结果，在基层严重缺乏真正工人代表的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由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外在约束的范围内捍卫工人的利益。
作为直接生产者，中国工人极端无权力的处境也可以从严重的拖欠工资事件中反映出来。国务院发布的一项权威统计显示，2006年，按时领取工资的工人不到一半（48%），52%的工人会经常面对工资拖欠问题。【2】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甚至在2004年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个人活动的目的，这凸显了中国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来保护工人。中国的劳工标准已经下跌到了新的深度，从臭名昭著的低工资正演变为因拖欠工资导致的工人生存危机。
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管制看似有所松动（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日益资本主义化），它还通过一系列赋予工人新权利的立法活动来推动赋权过程（empowerment process）。这些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National Labor Law）（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the Labor Contract Law）（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the Labor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200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赋予工人行使合同权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处的弱势地位。工人只能在事情发生后得到救济，这还要受到反复无常的劳动局和法院有（无）效率以及政治意志的摆布。
因此，劳动立法的增加看似是为了针对不断增长的劳动违法行为以及涉及劳动侵权、劳动诉讼的劳动纠纷，但这并没有为工作条件带来任何改进。权利意识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体制所能满足或容纳的工人要求的范畴。工人较以前有了更多书面上的权利，对此他们也有充分意识。但在现实中，他们在单位没有影响力，法院和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充其量也是不稳定的。让人毫不感到惊讶的是，从工人的抗议活动来看，他们并不会随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
过去30年中国式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一个历史条件在于一种具有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特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增加。这带来了一个投资洪流，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通过压榨劳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无异于涸泽而渔。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正在将剥夺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推向前台，进而考验中国式发展的极限。如果不均匀的分散式积累使得工人骚乱分布的太过分散、尤其是不至于威胁到整个体制的话，那么由近期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规模的、共时性的工厂倒闭可能会催生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劳工行动。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一些中国基层工会被发现它们正在被其成员的悲惨状况所征服被迫去制定组织和行动的新模式来。现在，有迹象表明，企业层面的工会主席正在积极地——即使仍是高度合法地——捍卫其成员的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和深圳的沃尔玛超市通过集体性的议价策略向管理层施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级官员都表达了希望工会寻求集体议价的希望。这一想法是为了减轻更加激进形式行动的压力。但沃尔玛的例子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表明工会高层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草根行动的支持者。因此，那些逼迫资方太严厉的企业层面的工会领导人则会冒着被视为“不和谐”的风险，且得不到国家支持。
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告别压制劳工的发展策略，为全国工人带来一个能提供权益、法治以及基本劳工保护措施的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手段。理性化集体议价机制的强化和扩展，甚至提供合法的示威游行，都是担心稳定问题的政府需要考虑的。但政府为此必须抛弃以下观念：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立法或管理的方式来消除，可能会使得新劳工阶层作为一种远比今天组织化程度更强的政治势力的方式出现（对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理性化的抗争会为中国的一个形式更稳定、更持久的资本主义提供基础。
第二，我们注意到，从生产的角度看，尽管在工作场所外获得了更多的（至少是字面上的）权力，工人权力长期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些权力在过去制度化地体现在技能等级（skill hierarchies）、职代会、民主管理、终身或长期就业以及其他服务性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条款中。新劳动法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利，也扩大了通过行政和司法来解决劳动纠纷的途径。尽管工人在官方限定范围之外掀起并强化着动员，但上述司法和行政程序的确起到了使劳工行动原子化以及去政治化的作用。
曾经使工人能够参与学生反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也不复存在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打击了具有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信心，自此，他们抛弃了群众运动可以成为政治变迁工具的理念。作为应付支撑天安门反抗运动的合法性危机与社会不满的手段，政府朝经济自由化的决定性转变重组了不同阶层的利益格局。1990年代，即便当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官员还依靠其官职和关系受益良多的时候，市场改革使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受益，其中有教育背景的人和企业家占据了大多数。
中国工人阶层的内部变动也日益明显，在经济变迁的推动下，这一群体的不同组成部份已开始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例如，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和私营经济的扩张，中国出现了一个目前已达1.3亿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10%的庞大农民工群体。1990年代中期，许多国有企业的“重组”（可理解为私有化或破产）开启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失业率期。此间，国有和集体企业清退了450万名城市工人。与此同时，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临时雇佣在汽车制造业这样的支柱产业中也迅速流行起来。现在，自谋职业、兼职、短工、临时工已占到城市就业人口的40%，而且工人阶层的整体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十分有限，即使如此，由拖欠工资、扣留养老金、工厂倒闭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引发的愤怒仍使得劳工骚乱在持续上升，尽管这种骚乱多发生在地方层面。
工人阶层内部仍有城乡之分，在工作收入之外，不同的户籍地位使工人获得了除工资待遇以外的维持生计方面的不同规定，进而在工人阶层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工人和非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手段也是不同的，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最后，国家对任何带有跨企业意味的劳工行动都不惜严厉镇压，进一步抑制了基础广泛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单位侵权与法律赋权
对于中国工人在工作中遭受到的任人宰割的命运而言，官方工会角色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中华全国总工会（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也受到了1989年上半年动荡的冲击。在那一时期，关于扩大工会的自主权的内部争论日趋白热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官员还与学生领袖会面并表达了对独立工会的支持。【1】同其他方面的全国事态一样，6月4日的屠杀终结了工会进一步自主化的讨论。从那以后，没有工会领导人敢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这意味着，除了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已不可动摇地成了工会首要任务。结果，在基层严重缺乏真正工人代表的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由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外在约束的范围内捍卫工人的利益。
作为直接生产者，中国工人极端无权力的处境也可以从严重的拖欠工资事件中反映出来。国务院发布的一项权威统计显示，2006年，按时领取工资的工人不到一半（48%），52%的工人会经常面对工资拖欠问题。【2】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甚至在2004年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个人活动的目的，这凸显了中国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来保护工人。中国的劳工标准已经下跌到了新的深度，从臭名昭著的低工资正演变为因拖欠工资导致的工人生存危机。
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管制看似有所松动（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日益资本主义化），它还通过一系列赋予工人新权利的立法活动来推动赋权过程（empowerment process）。这些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National Labor Law）（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the Labor Contract Law）（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the Labor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2007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赋予工人行使合同权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处的弱势地位。工人只能在事情发生后得到救济，这还要受到反复无常的劳动局和法院有（无）效率以及政治意志的摆布。
因此，劳动立法的增加看似是为了针对不断增长的劳动违法行为以及涉及劳动侵权、劳动诉讼的劳动纠纷，但这并没有为工作条件带来任何改进。权利意识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体制所能满足或容纳的工人要求的范畴。工人较以前有了更多书面上的权利，对此他们也有充分意识。但在现实中，他们在单位没有影响力，法院和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充其量也是不稳定的。让人毫不感到惊讶的是，从工人的抗议活动来看，他们并不会随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
过去30年中国式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一个历史条件在于一种具有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特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增加。这带来了一个投资洪流，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通过压榨劳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无异于涸泽而渔。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正在将剥夺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推向前台，进而考验中国式发展的极限。如果不均匀的分散式积累使得工人骚乱分布的太过分散、尤其是不至于威胁到整个体制的话，那么由近期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规模的、共时性的工厂倒闭可能会催生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劳工行动。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一些中国基层工会被发现它们正在被其成员的悲惨状况所征服被迫去制定组织和行动的新模式来。现在，有迹象表明，企业层面的工会主席正在积极地——即使仍是高度合法地——捍卫其成员的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和深圳的沃尔玛超市通过集体性的议价策略向管理层施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级官员都表达了希望工会寻求集体议价的希望。这一想法是为了减轻更加激进形式行动的压力。但沃尔玛的例子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表明工会高层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草根行动的支持者。因此，那些逼迫资方太严厉的企业层面的工会领导人则会冒着被视为“不和谐”的风险，且得不到国家支持。
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告别压制劳工的发展策略，为全国工人带来一个能提供权益、法治以及基本劳工保护措施的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手段。理性化集体议价机制的强化和扩展，甚至提供合法的示威游行，都是担心稳定问题的政府需要考虑的。但政府为此必须抛弃以下观念：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立法或管理的方式来消除，可能会使得新劳工阶层作为一种远比今天组织化程度更强的政治势力的方式出现（对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理性化的抗争会为中国的一个形式更稳定、更持久的资本主义提供基础。
2010年2月13日星期六
即将死去的春晚
2010年春晚总算勉强看完了，每年看春晚我就是等着看赵本山，去年本山带出了个高徒“小沈阳”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不差钱”的新欢，当时我想明年是否会出“就差钱”的系列，后来在网上看，赵本山的搭档纷纷急流勇退，明年本山和小沈阳都会没戏啦。有戏的大师唯有刘谦。
2010春晚看完，果不其然，赵本山不知是被钱多啦压的，还是被病折磨的，还是已经患上精神病了，演的小品简直就是道德教科书中的作品，“小沈阳”的记者形象也没了任何看点。所有的歌曲几乎都是歌颂“共产党"的赞歌，连童声也不放过。不过，刘谦还真没让我失望，他虽年轻，但他是大师级人物，可人家是台湾培养的，他是晚会的唯一亮点！
今年晚会后，预感春晚已经就要在百姓的心中死亡了，赵丹说过：文艺党管死，文艺没希望
2010春晚看完，果不其然，赵本山不知是被钱多啦压的，还是被病折磨的，还是已经患上精神病了，演的小品简直就是道德教科书中的作品，“小沈阳”的记者形象也没了任何看点。所有的歌曲几乎都是歌颂“共产党"的赞歌，连童声也不放过。不过，刘谦还真没让我失望，他虽年轻，但他是大师级人物，可人家是台湾培养的，他是晚会的唯一亮点！
今年晚会后，预感春晚已经就要在百姓的心中死亡了，赵丹说过：文艺党管死，文艺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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