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
2015-12-23 09:48
来源:《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作者:李志毓 2756次点击:我要评论
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又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摘要】汪精卫对于抗战从悲观失望发展为公开主和，有其思想演变的脉络，也有促成其思想演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汪精卫反对国民党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不信任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又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一.引言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开启了其脱离国民党中央、单独对日媾和的历程。这是民国政治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汪为何坚持对日议和，甚至脱离中央亦在所不惜?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根据汪自己的解释，他离开重庆“系因中央不愿考虑议和，且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1]12月29日，汪在河内拟就公开主和的“艳电”，次日在香港发表。
汪事后对张群说：“艳电系明电，……明电提议，实为离渝之惟一动机。盖不离渝，则明电不能发出、不能公布，亦等于从前之一场间话说了之后杳无回响而已。弟宁期待千万句谩骂及污蔑之回响，不愿为无回响之发言也。”[2]
研究者对于汪的离渝求和，大致提出过以下几种见解：一，汪蒋斗争，汪试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也有其不甘居人下的性格问题;二，“资产阶级”阵营中，汪所代表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公开分裂;三，汪精卫代表了封建没落士大夫阶级的要求，有其“阶级基础”和“阶级代表性”;四，汪精卫的“恐共”病，认为如果坚持抗战，共产党必将得势，而苏联就会乘势支配中国;五，抗战亡国论的民族投降主义与民族失败主义。[3]
本文将在进一步清理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依据台湾“国史馆”最新公布的《汪兆铭史料》，以及《蒋介石日记》、《陈克文日记》、《王世杰日记》等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揭示汪精卫主和的思想脉络。汪精卫从对于抗战悲观失望发展到公开主和，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对于西方国家支援中国抗战的不信任;二，对于蒋领导下的国民党本身的不信任;三，中国当时的处境，联苏必须反日，亲日必须反苏。汪反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归根到底，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反日、攘俄，又得不到英美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并自认为说出了“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的话[4]，相信求和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期待中的“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倡言对日媾和的根本原因。
二.抗战爆发之前：拖延时间，避免战争
汪精卫“议和”，是与蒋介石的一种权力争夺[5]，或是“恐惧”心理，还是有更深刻的思想主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汪精卫对于抗战的态度。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汪精卫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6]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除对外宣传效用外，并不能全部代表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判断。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特别是在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再次实现了同蒋介石的合作，第一次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也由不抵抗(完全依赖国联)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变。对日交涉成为汪内阁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段时间，汪有过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1933年汪领导下的《南华评论》所发的主战宣言，该文章虽非汪执笔，但却是为汪代言，文章称：“国际对于暴日之制裁，绝不可恃;而暴日侵我之野心，无有已时;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长期抵抗，再没有第二条路!……我们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张，实行民族自卫战而外，还有什么踌躇的余地呢?……不用踌躇，不用忧虑，战是我们唯一出路，要从战争中，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前途!”[7]
但是，在《南华评论》高呼抗日的同一年，汪精卫却在与胡适的书信往还中对中日战争表达了完全悲观的看法，他说：“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8]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的基本判断和他自己的主张。首先，汪认为，中国没有实力与日本作战，又得不到英美的实际援助，战则必败，国民党亦必将随之垮台;其次，无论是战是和，都是为国家考虑。他以《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比喻主战派与主和派。故事中的公孙杵臼为救孤，壮烈而死，受人赞颂，程婴忍辱负重，背负骂名。这说明，主和比主战更加困难。
在另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汪认为：“如今的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即使日本被英、美、俄等国打败，中国也绝无复兴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战争持续，只能造成民穷财尽，政府垮台，国家分裂，军队化为土匪，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混乱之中，“除了化作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9]因此只有对日妥协折冲，以换取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发展经济，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复兴之基础。
对于胡适寄望于国际援助的观点，汪精卫认为：“中国和丹麦、瑞士绝不相同。丹麦、瑞士小的像一块没有肉的骨头，两狼相食，各不得饱。……中国却是一块肥肉。世界上弱小国可以生存，弱大国则不能生存，……比利时的生存是因为‘抓住协约国’，诚然。但英、俄、法与德国打仗，是各为自己，不是为比利时。英、俄、法决不会为比利时而与德国打仗。”同理，英、美、法、俄这些大国，会因自己的利益对日作战，但决不会因所谓国际道义而帮助中国。一旦中日开战，将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之上，无疑是一种侥幸心理。[10]
1934年5月8日，时任驻英公使的郭泰祺致函汪精卫，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主张。郭指出：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第一，日俄不至于开战;第二，美俄复交;第三，海参崴集中的大量空军可以制日本要害;第四，英日之间商业竞争利害冲突日益激烈，澳洲、新西兰等太平洋属地也对“日祸”忧虑日深，英国如继续此前之亲日政策，则将失去这些属地的同情。凡此情形，都将有利于我国展开外交。因此，目前以外交手段制约日本的途径只有两条：一，如果英美能在远东切实合作，则中国可联合英美制日。但郭认为这一途径很难实现，因英美两国也相互算计，彼此缺乏信任;二，中俄合作。郭对汪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应积极谋中俄合作，共同抵御日本，“中俄关系此时实较中美中英关系更为重要。俄国年来努力内部建设与国际和平，已恢复其国际信用，与我尤有共同之利害，在一种互不侵害之信约下，确有切实合作之可能。敢请我公对此问题予以深切之考虑，决策进行。”[11]
但汪精卫拒绝了“联俄制日”的设想，认为，即使美俄建交，中国的外交重点仍应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而非中俄关系。1935年5月，日军借口亲日分子、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再度扩大侵华军事行动，南京政府在汪主导下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等。在这一事件中，何应钦力主屈服，汪精卫态度与何相同。蒋介石虽不主张签订任何协定，但未能阻止何、汪接受日本的条件。[12]
随后，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提出弹劾。汪则致电中央，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因蒋介石的强力挽留而未果。据王世杰日记记载，汪的复职，颇引起一些中央执委及党员的恐慌，恐国民党对日屈服的政策将更变本加厉。[13]
汪精卫复职后，即派驻日大使蒋作宾到东京，“密查日方真实对华方针”，所有朝野各界要人谈话，随时择要电陈。1935年8月25日，蒋作宾乘“俄皇”号东渡，9月7日，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举行了会谈。[14]9月12日，蒋作宾向汪精卫报告：日本军部与外务省意见不一，军部操控政治的倾向严重，“无论有何意见，须先与军部商洽，否则纵为军部所应赞同之事，亦必出而反对或破坏之。”而在军部当中，又分为“荒木派”和“少壮派”两派，“荒木派”主张维持中国现政府，用温和手段使其与日本军部一致，共同防俄。“少壮派”则主张捣毁中国现状，先用强硬手段使中国屈服，再与中国一致防俄。如关东军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及军部之酒井(隆)、影佐(祯昭)等，均属于“少壮派”。而且军部坚持，“非承认满洲国不能谈论其他问题”，中国不承认满洲国就是无诚意。[15]
10月31日，蒋作宾又致电汪精卫，详细阐述了日本国内军人派与非军人派的争斗，及其各自对华政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人派与非军人派暗斗激烈，军人派的荒木(贞夫)野心甚大，不满内阁所为，欲借扩张军备及中日问题以倒阁。不过，非军人派势力亦日渐扩大，因目前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因此两方言论都得到伸张，军人派已不能为所欲为。
2，对于中日问题，军人方面，主张激进，欲违背外交手续而“谋两国之提携”，非军人方面，则主张较为和缓，“欲先谋两国感情之融洽，再依外交程序，逐渐以谋两国亲善”;对于满洲问题，则众口一词，均不顾中国。
3，时任日本贵族院议长，在1937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对蒋作宾表示，中日两国问题，应从“共同目标”和“经济提携”上谋解决满洲问题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中国“剿共”如需日本援助，日本将极为愿意。满铁前总裁山本条太郎则表示，中国迫使日本放弃满洲，或日本迫使中国承认满洲，都不可能，必须于承认宗主权或商议共同管理中求一办法。而两国“经济提携”刻不容缓。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经济战争日益紧迫，中日两国若再内斗，必为白人所乘。中日之间应立即改定关税、废除领事裁判权、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蒋作宾由此判断，第一，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在军事上立于同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第二，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16]
在蒋作宾的函电发出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就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的留影仪式上遇刺，造成重伤，被救治后，不久即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并在次年2月前往欧洲疗养。12月25日，已随汪辞职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遇刺身亡。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继任外交部长。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汪精卫及其“亲日”外交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假如”在日本国内，如蒋作宾所言，因为军事行动的停止，非军人派的势力渐渐扩大，军人派已不能为所欲为，而在中国国内，汪所代表的亲日外交路线继续得到推进，中日全面战争是否会因此而推迟，甚至避免呢?
对于这一问题，中日两国学者都进行过很多探讨。臧运祜曾指出：日本是中日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对华行动，在中日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和制约作用。而日本从九一八事变、经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在内的侵华史，并非偶然，它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就日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避免。[17]
但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并不能如后人一样，清楚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照见自己行动的后果。汪精卫试图以妥协外交配合1933年热河事变之后在日本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中日关系安定化”政策，去促成日本国内非军人派势力的上升和军人派势力的下降，以此扩大中日关系“安定化”趋势，尽量拖延时间，避免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中国经济建设、国力充实争取时间，这是汪精卫“亲日”外交的实质。
三.在犹疑中坚持：抗战爆发初期
1936年初，汪精卫遇刺后再次赴欧“小休”，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回国。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1月上海沦陷、政府撤离南京，这半年中，汪精卫尽管对抗战忧心忡忡，但仍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坚持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方针。
7月15日-20日，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各派代表、社会名流举行谈话会，蒋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的立场：“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一旦战争既开，“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8]
据蒋介石日记透露，发表这次“谈话”有两个目的，第一，蒋判断，日本既然准备大战，而其最高权力在于日本天皇，如果蒋能以宣言感动日本天皇，则中日局势“或可转危为安”。第二，卢沟桥事件已经发动十日，而日本始终“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这说明日本志在威胁中国屈服，而不在发动全面战争，这恰恰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如此，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19]
对于蒋庐山谈话的态度，汪表示认同。他在7月14日致电《中华日报》，指出该报对于卢沟桥事件的论评方针为：(一)备战;(二)不求战亦不避战;[20]7月23日，汪交给中政会秘书长张群一篇“谈话”，请其“如认为可发表”，即交中央通讯社发表。大意为：
第一，“蒋委员长在谈话会所发表之意见，深切著明，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惟有深体此意，认定今日已濒最后关头，过此一步，即须将数年以来之忍耐、及忍耐期间所积累完全用尽，以保持国家民族之生命及人格。”第二，1935年6月中日因华北事变所达成的协定，其精神在避免冲突，日方不再进兵，我方亦自动的将一部分军队后撤，俾平津不至糜烂，且不至为沈阳之续，而绝非放弃领土主权。第三，日方屡次无故进兵，且在卢沟桥开衅，并陆续进兵不已，是将当时的谈判精神破坏无余，又安能责怪中国进兵?云云。[21]
这些都重申了蒋介石17日谈话的精神。1937年8月2日，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精卫，请“酌示国内实情及今后方针”，汪复电说：“此时已到最后关头，惟有决心贯彻不求战而应战之方针。蒋中正宣布此为最后关头，不求战而应战，全国一致。”[22]然而，虽然在备战、应战、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总方针上，汪精卫与中央暂时无异，但在残酷的战争和牺牲面前，汪与蒋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态度。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于抗战是坚决的、主战的，对形势的估计经常是乐观的。[23]他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与)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蒋判断，日本人志在华北局部，不敢扩大，战事最多限于局部。且“倭政府无力统军，其国内多不满于少壮派之横行，而且嫌恶战争。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而其国内经济之崩溃犹在其次乎。”[24]
7月31日，蒋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号召全国将士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有最后胜利的信心，坚守阵地，有进无退，驱除倭寇，复兴民族。[25]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26]
相比之下，汪精卫则表现出更多的犹豫和焦虑，对抗战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庐山谈话会结束后，汪从九江回到南京，行政院参事、汪的亲信陈克文，前往码头迎接，汪见陈即说：“此次廿九军之失败，可得一证明，证明‘日本只能威吓而不能真正作战’一语完全谬误，此语实亡国之论也。”言罢频频摇头。[27]
又据“和谈”运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1935年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回忆说，1937年7月31日，高在庐山先后受到蒋介石和汪精卫召见，对汪、蒋二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任请任之宗武。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捩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28]对于高宗武的提议，蒋介石不置可否，汪精卫则积极赞同，让他“继续努力”。这都表明，汪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虽然认同中央的抗战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避战”、“和谈”的心理。
而在平津沦陷后，不仅汪精卫，事实上，国民政府内有许多人对抗战的信心都产生了动摇。1937年8月3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均深感大战爆发后之危险。无知识或无责任之人，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惧。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还说：“胡(适之)、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为之。(吴)达铨认为“战固必败，和必乱”。[29]
8月4日，5日的王世杰日记中又写道：“近日暗中活动和议者似不少”，且汪精卫已将胡适所提的和议意见转告蒋先生，“蒋先生以为军心动摇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30]
在这些战与和的议论中，蒋汪已表现出“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蒋认为，“倭寇内部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丑态毕露无遗”，应先取攻势。[31]汪精卫则在陈克文向其询问大局时不作表态，使陈认为，中央对“和战大计”似乎尚未决定。汪又告诉陈克文，中日虽极力备战，但仍有解决之希望，使陈认为，所谓和平仍有可能。陈在日记中写道：“日来外间颇传当局意见未能一致，汪先生昨夜广播演讲，又以‘说实话负责任’为题，似非无因也。”[32]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蒋、汪都希望战争能够持久，但从战场传来的消息却无不令人叹息。9月18日，陈克文日记中写道：“平绥平汉津浦诸线，我军均告失利。……抗战前途正为可虑，收复失地，更谈何容易。”[33]9月21日，王世杰日记中写道：“晋军毫无斗志，从未继续支持战斗三小时以上;大同之失直是闻风溃散”。[34]10月25日，陈克文日记又写道：“津浦线之败，败于杂军之不能战，与东北军刘多荃部之不战而退，……至山东目前，则敌既不进攻，中央亦无暇增防设备，有类空城计。空城计不能持久，……华北五省之丧失，似为不可逃之命运矣。”[35]
11月初，淞沪抗战形势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上海随即沦陷。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11月18日，“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切勿向外间宣露。……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11月21日，“先生问外间有因战事失利非议抗战否?答无有。又言：‘此次估计完全错误，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先生颇不愿即时离京：离京后到何处，做何事，均无从预定也。又再三以二三十年来积藏书籍无从迁移为可惜。”[36]凡此，都可见汪在撤离南京时的愁苦之情与求和之意。
四.决意求和：出走前的最后一年
1937年12月-1938年12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了解这一年中汪的思想变化，是探讨其对日媾和的关键。
(一)求和声浪
淞沪抗战失利之时，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甚至军队中扩大。党政高层主和之人渐多，不仅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37]1937年11月2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受日本之托出面调停。[38]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39]
更严重的问题是，战争的持续，确实造成了汪当初所预料的问题，东南富庶之区沦为战场，军队沦为土匪。蒋介石在1937年11月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制(致)命伤也。败仗计划应先想到退兵时之抢劫奸淫，毁坏军纪之凄状，……不惧敌军攻陷，而患在溃兵自乱抢劫，此干部无力、教育无方之过也。[40]
战争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备战不足及中国国力的虚弱，很多人都灰心失望起来。陈克文说：“这一次战败，国民党恐怕再也不能抬头了，……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41]蒋介石也考虑到，长期抗战可能造成中国的财政枯竭，经济崩溃，社会纷乱，人民厌战，而中共趁机夺取民众与政权。[42]汪精卫原本是党内妥协路线的代表，此时主张求和的人，无疑也将希望寄托在汪的身上。1937年12月16日，汪正式向蒋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的主张，但蒋认为，时至今日，求和已不可能。[43]
之后，汪还试探过由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1938年7月，正在与孔祥熙秘密沟通的日本浪人萱野长知，在香港会晤了中国民间人士黄慕韩，商讨中日议和办法。黄慕韩世居广东关西，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萱野长知对黄慕韩表示，日方的意见认为：事态发展至今，为了保存政府的声誉，应由中日两国国民出面议和。在日本方面，近卫已授权萱野全权办理。日本少壮派主张，如果中国能使“日本不同意之人”(即蒋介石)下野，日本将立即退兵。关于议和程序，可由当年参加过同盟会、帮助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日本人通电号召，由两国人民共同响应，选出同等人数的代表，在香港议和，同时停战。然后，由政府履行人民所商定之议和条件，避免第三国的干涉。黄慕韩即将上述内容向汪精卫进行汇报，并请其“与当局筹商，以后如何办理，详为指示。”[44]但是，这一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的议和条件，事实上并无实施的可能。[45]
(二)汪蒋与持久战
很多学者都曾指出，汪精卫之“主和”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战争必败论的见解。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指出，汪和蒋在“持久战”问题上的分歧，这正是汪、蒋抗战态度的根本区别所在。蒋始终认为，以日本的国力和民力，不可能持久作战，只要我们能持久，能坚持，即使陷入危殆，敌人最终也会消灭。打持久战，除了在时间上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力量之外，还要在空间上牵制敌人，“使敌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46]而一旦中途求和，在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和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必将在内外交困中垮台。
蒋甚至认为：“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47]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抵御外侮，以增强国民党的内聚力，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如果抗战胜利，中国政治统一将就此完成，国民政府将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而汪则认为，如战争持久进行，“中国决不能侥幸成功”。汪派杂志《中国公论》在1939年9月的一篇社论《论和战》中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战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的更高。”[48]汪精卫认为，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49]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这是汪主和与蒋主战的根本分歧。
(三)国际形势判断
在缺乏持久战的信念之外，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是促使汪精卫求和的原因。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就在一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国联对于日本的制裁。但事实上，自抗战爆发以来，英美在远东一直推行着对日妥协的政策。正如学者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的远东政策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的倾向，一是援华制日的倾向，直到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两种相互矛盾倾向都一直并存着。事实上，当英美正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意义时，当他们给予中国越来越大的援助时，却仍在不断发生重大的对日妥协行为。[50]正是英美在远东的这些重大对日妥协行为，及英法在欧洲的绥靖政策，影响了汪的政治判断，推动他进一步走上了求和之路。
1938年9月，国联行政院召开第102次常会。8月30日、31日，9月3日，9月8日，蒋连续致电汪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认为张鼓峰事件发生后，列强对日本的观念与态度必有变化，我国外交的态度应更加积极，“改取攻势”，对国联交涉，以达到“进一步实际援助”与“局部制裁”为最低目标，不得已时退出国联亦在所不惜，总期能打开列强对远东之沉闷观望态度，“促英法与苏一致援我制敌”。[51]
汪则一面对“退出国联亦所不惜”的态度表示怀疑，担心“以此失英法之望，且使我益孤”;[52]一面对“英法与苏一致援我制敌”并不抱以希望。汪认为，首先，英法不会离开美国行动，而美国采取中立主义政策，不会制裁日本;其次，英法不愿与德意对抗，要求英法制裁日本，“是乃张其所不能”。[53]因此，汪并不期待英美能制裁日本，只希望英法出面调停，使中日早日议和。后来，国联虽接受中国援引盟约第17条对日制裁的申诉，但表示无意实行第16条。对于是否对日进行经济制裁，由各国自由决定，不能强制，遂使国联盟约成为具文。[54]这进一步印证了汪对于国联无力制裁日本的看法，加强了他对日求和的意志。
1938年9月，在欧洲爆发了苏台德危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使汪看到一线希望。他对改组派要员、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第三区战区政治部主任的谷正纲说：“欧局紧张，民主阵线与法西(斯)阵线必成大战，中国于此可得出路。”[55]他设想着整个英美法民主阵营与德意日法西斯阵营对峙的局面，以此结束中国独自艰难抗日的困境。但苏台德危机最终以英法对德的绥靖而告解决。
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晤，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整个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而苏联被英法德意排除在外。汪精卫迅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9月30日致电谷正纲说：“最近英、法、德、意四强协定，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区，苏联坐视不能过问。”[56]10月4日，又致电谷正纲说：“欧洲战机已过，英法德意四强协定有进一步维持欧洲和平之趋势。惟苏联被摈局外，此层望深切注意。”[57]
汪由此判断，目前欧洲局势的主调仍是和平，英法不愿与德国开战，更无力在远东制裁日本;苏联本来是参与欧洲安全讨论的，而英法在处理苏台德问题时却将苏联摒除局外，说明英法仍将苏联视为在远东最大的敌人，而不是日本。这一判断对于汪精卫最终选择对日求和并加入反共协定，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广州失守
1938年10月，日军开始进攻广州。这一行动侵犯了英国在华南的利益，汪、蒋都认为，这是对英开展外交的大好时机。10月13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孔祥熙、王宠惠等人，告知“敌军今晨在大鹏湾登陆，已与我前方部队发生激战，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58]汪也同意蒋的判断，他在当天回电蒋介石：已告知顾维钧，请其赴伦敦与郭泰祺合作，进行对英交涉，并表示：“弟愚以为，日本此次看破英俄无积极行动之决心，故悍然出此，诚为最后之一著，若广州能如武汉之坚持，使敌力疲智尽，则大局必可好转。”[59]
然而，汪所盼望的局面没有发生，广州几乎不战而失。王世杰日记中记载：“敌军自登陆后，几于长驱直入，毫未遭遇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60]这对汪精卫的抗战信心造成了致命一击。广东对于汪精卫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但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汪精卫的故乡，并是他多年来对蒋斗争所依靠的势力所在。广东的不战而失，令汪无比痛心。
10月25日，粤籍将领薛岳致电汪精卫：“万世耻辱，创于今日，岳不忍粤人沦陷敌手，更不忍革命策源地于此时断送于敌，今日粤危则国危，粤亡则国亡。拟请先生等速电委座，立派岳率军救粤，……非如此则吾人将为亡国之奴，非如此对粤人，无以对总理。”[61]并表示，若能“奉明令”到达北江，则请汪精卫驾临军中劳军。[62]
汪复电说：“广州放弃之速不惟出国人意外，出各国意外，且出敌人意外。……如此失败，不是可哀而是可耻。且不战而焦土，广州大火至今未熄，无损于敌，而徒结怨于民。此后在沦陷区内工作亦无人相信，无人相助矣。言之痛心。我兄急难，弟十分同情，已电蒋委员长建议立派我兄率军救粤，如蒙采纳，全粤幸甚。”[63]并表示：“拟来军中，共赴北江”。[64]
10月27日，日军占领汉阳，武汉三镇全部失守。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称：“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亦将一无所用”，敌人消耗时间五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然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自今以往，全面抗战，日益发展，而我军一切行动，进战退守，不惟一无拘束，而且能处处立于主动地位，自由处置，不仅使敌军被占之区一无所用，而且使之一无所有。昔则使之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今则使之步步荆棘，葬身无地。”[65]
但汪不同意焦土抗战。他对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说，“此次广州纵火，……斩断生机，委民于敌，彼辈欲制造无业游民以广羽翼，可谓目的已达，惟政府实受其敝，言之痛心。”[66]又对蒋说：“此次广州放弃时，纵火焚烧，除军事设备外，居民、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敌资，然民怨已深，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必受影响，利害相权，利少害多。”[67]
(五)地方实力派明确支持
广州失守后，日本表现出更加迫切的求和姿态，提出的条件也比之前稍减了苛刻程度，包括分期撤兵和蒋下野后仍承认国民政府，并取消华北、华中伪组织等条款。至此汪的求和的意志已不可动摇。只因日本人坚持——议和需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这使他暂时未作公然议和主张;[68]
10月25日，26日，海外华侨代表陈嘉庚，连续致电汪精卫，称接国内可靠消息，知汪主和甚力，而海外华侨除汉奸之外，无人同意抗战期间举行和谈，请汪“俯顺众意，宣布抗战到底，拒绝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侮。”[69]汪公开否认了这一指控，回复陈嘉庚说：“保障和平、抵抗侵略，为中央一贯方针，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者辨证。”[70]
与此同时，汪却一边与日本国内倾向议和的政治势力秘密商讨和谈条件，一边与中国西南各省的军事实力派进行了积极沟通，争取西南军阀对议和的支持。汪判断，日本占领广东之后，必将由广东而攻广西，由广西而攻云南。这几省的地方实力派，若不甘心自己的统治被日本人取代，必将起而支持他议和。汪精卫重点联络的，是云南军阀龙云。从龙云与汪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龙云不但同意汪对战争形势的判断，还对汪的议和主张表示了明确的服从与支持。他在10月29日致汪的一封电文中说：
自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军事上失于统算，已无可为讳。其流弊所及，往往顾此失彼，贻误滋多。上海之战，敌从金山卫登陆，沪上之军即陷于崩溃。鲁南一役，土肥原抢渡黄河由董口而黄口，遂影响鲁南全局。此次敌犯华南，在大鹏湾登陆，粤不旬日遂陷，武汉亦因以不守。
……现以湘为抗战中心，西南各省均为后方策源基地，滇缅路线亦成唯一国际交通。
……最可虑者，敌虽短期不能以侵粤之敌抽调西犯，万一另派一部再由北海登陆，直达滇黔，断绝滇缅交通，或直捣桂林，以窥湖南，各省部队今已调赴前方，后方空虚实甚，若敌竟冒险而来，恐至不堪设想。
……诚如公言，纯由依赖外力，估量所望者过高，结果失望，致陷于孤立。言念前途，至深悲愤。共匪为害民族国家，职深恶痛绝，当凛箴言，特别注意。仍望不吝教诲，时赐南针，俾有遵循，不胜感祷。[71]
汪回复龙云：“所指敌若另派一部由北海登陆，正弟所深忧。前函由粤而桂而滇之说，即为此而发。近晤广西参政员诸君，亦恳切以此为言，公能未雨绸缪，岂惟滇受其赐，西南半壁复兴基地亦获盘石之安矣。[72]
汪鼓动龙云和广西政治势力脱离中央，以“西南半壁”为将来的“复兴基地”。龙则在复电中称汪为“钧座”，明确表达愿追随汪议和的态度，说：“过去一切错误，诚如所示。幻想误国，言之痛心。事至今日，千钧一发。惟有亡羊补牢。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73]龙云等西南军阀此时对汪的主张表现出的鲜明认同与支持态度，对于汪叛国离渝计划之形成与实施，至关重要。
在汪与西南军阀积极联络的同时，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又从香港致电孔、汪，再次汇报了日方对“和平”的急切与和谈“诚意”。孔令侃说：
近卫文麿的亲信当面告知，近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确有觉悟，除少数在华日本军阀外，均主张对华和平，不愿一误再误。此次战争错误，乃由日本的政治组织不良所致，现已由四相会议决定，以政治革命方式，组织新的政党，改正对华观念。
此新政党的党纲，承认中国抗战和追求民族解放的合理性，同情中国“一党治国”的政体，保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对于在华日本军阀，该党自信可以制服。对于蒋介石，近卫表示，愿效法英首相张伯伦赴德谈判故事，亲自到中国晋谒。惟希望在该党发表宣言的前后，能得到中国的谅解，使该党的宣言不至无济于事。
孔令侃由此认为：日本政府确有求和之诚意，此次对中国的侵略，是“日军阀之侵略”，“其内部既有反军阀组织，为中国之福，中国似宜予以援助。但在未得确保前，与继续抗战并无冲突。倘所称各节确系实情，则东亚可转危为安。”[74]
中国与日本国内的主和势力合作，扩大主和派的政治力量，以此结束战争，这正是汪精卫所设想的前途。但孔氏父子比汪精卫更加谨慎，在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之前，他们将继续支持抗战政策。而汪却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出而求和，这既反映了他求和之心切，也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晚，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了秘密会谈，约定：第一，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第二，汪精卫出走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响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75]
1938年11月11日，日军进逼长沙，长沙奉行焦土抗战政策，在撤退前主动放火焚城。这使一贯主张“保存国力、维持民力”的汪与主张焦土抗战的蒋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长沙大火之后，汪在重庆《中央日报》发出公开质疑：“在接战区把一切物资烧光，我们要靠什么作战?在沦陷区内把一切物资烧光，剩下一大群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的老百姓，敌人一来正可以收买他们，这才是‘敌资’。更何况这些沦陷区我们终究要收复，等到收复的时候，我们接收的是一无所有的城市，我们要如何复原呢?”[76]
他又私下对谷正纲说：对于长沙放火，“弟无此权力，兄所深悉。惟对于国事，心所谓危，不能不言，曲解谩骂，只有听之。今年1月12日《如何使用国民力》一文及1月23日在乡政训练班演词，如读者稍肯留意，何至演出长沙放火事件!”[77]在离开重庆之后，汪曾表示：“我对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78]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龙云控制下的昆明，次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一个大规模的“汉奸集团”诞生之始，在汪精卫个人的政治生涯中，是其走向深渊的开端。在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可以想象，他的心中一定波澜起伏。毕竟，这是一场冒险。汪说他“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誉毁，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79]此时，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日战局，一切都不明朗。汪或许还没有想到，自己从此走上了一条“汉奸”之路。
五.结语
汪精卫对抗战胜利彻底丧失了信心而公开主和，是基于两方面的绝望，一是对国联和英美等强国制裁日本之可能性的绝望，二是因战争失败而对国民党产生的深度绝望。所谓“亲日”、“恐共”、“抗战亡国论”，归根到底都是出于以上两种绝望。同时，就国际关系而言，汪精卫反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在日本与俄国之间，选择了“亲日”、“反俄”。
汪精卫不相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能够打败日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认为国民党抗战的结果，不输于日本，便输于共产党。在当时，持此见解的人并不在少数。南京陷落之后，对战事、对政治的悲观气氛广泛弥漫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中。甚至有人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80]
很少有人坚信国民党能打赢这场战争，很多人怀抱求和之心，因此汪精卫才敢对张群说“此意乃人人意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81]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相信能激起反响。同时，日本方面由于求和心切，向汪出示的和谈条件，与此前几次提出的和谈条件相比，并未更加严苛。这些都是促成汪最终走上叛国之路的原因。
从汪精卫主和的思想脉络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不是必然会胜利的，毋宁说，它是苦撑苦挣，几于失败，但最终胜利了。只有深入了解汪精卫求和的思想脉络与政治环境，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抗战的艰难困苦，才能更好地理解，坚持抗战的不易，理解中国之立国的来之不易。
[1]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67页。
[2]《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3]黄美真、张云：《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蔡德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德金、李惠贤：《关于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蔡德金：《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刘华明：《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叶岗：《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刘兵：《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肖书椿：《试论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蒋永敬：《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蔡双全、杨秀林：《汪精卫叛国投敌心理探索》，《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4]《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5]认为汪的主和系出于对蒋之不满的观点，可见于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6-337页，402页;及《王子壮日记》(第四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600-601页;等等。
[6]例如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中认为，汪精卫从高呼抗战到附日投敌经过了七个时期：“主战期”、“低调期”、“幻想期”、“行动期”、“愤怒期”、“无奈期”和“傀儡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401页。张殿兴认为汪精卫“在抗战初期，他的抗战口号叫得比谁都高”，《汪精卫附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7]《南华评论》第4卷第2期《卷首语》，上海：南华评论社，1933年1月28日。
[8]《汪精卫致胡适函》中附《汪精卫复某先生电稿》(1933年4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9]《汪精卫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0]《汪精卫致胡适》(1933年12月2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563页。
[11]《郭泰祺函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与国内外要人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01-001。
[12]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页。
[13]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5页。
[14]《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谈话》，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5。
[15]《蒋作宾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6
[16]《蒋作宾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4。
[17]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18]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2-585页。
[1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16日，17日。
[20]《汪兆铭电中华日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61
[21]《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典藏号：118-010100-0005-055
[22]《郭泰祺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33。
[23]关于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态度的研究，可见：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沈予：《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刘维开：《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近代中国》第118期，1997年4月;《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吴景平：《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2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19日，20日，24日，27日。
[25]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一)》，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7-221页。
[2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31日，“本周反省录”。
[27]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91-92页。
[28]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61页。
[29]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页。
[30]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9页。
[3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8月4日。
[32]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94页。
[33]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12页。
[34]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5页。
[35]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26页。
[36]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36-138页。
[3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20日，28日，30日。
[38]关于陶德曼调停始末，可见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日本正式提出的议和条件为：(一)内蒙古自治，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相似的自治政府;(二)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中日如能缔结和约，则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亲日首长，如不能缔结和约，华北将建立新的行政机构;(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第136-137页。
[39]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3日，12月7日)，第145，147页。
[4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41]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9日)，第148页。
[4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4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2月6日。
[44]《黄慕韩电汪兆铭》(1938年7月28日发，7月31日到汉口，8月31日到重庆)，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14。
[45]关于孔祥熙与萱野长知的秘密联络，陆伟的《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认为：萱野长知反对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条件的政策，认为根本行不通，在他看来，决定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日本政府放弃对蒋介石的僵硬立场。但是日本陆军热衷诱降汪精卫，对以蒋为对手进行和谈不感兴趣，使他失望地哀叹，“日本已迷上了高宗武之类的便宜货色而却放弃了货真价实的蒋派。殊不知正是反抗日本的人，才能成为日本的对手。”
[4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4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2月29日。
[48]《论和战》，《中国公论》1939年第1卷第6期，第2页，
[49]汪精卫：《答问》(1939年1月3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宣传部”1940年版，第8页。
[50]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关于抗战时期远东的国际关系和英国在远东的绥靖政策，可见于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1]《蒋中正电汪兆铭》三件，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14;1118-010100-0053-015;1118-010100-0053-015。《蒋中正电王宠惠》，典藏号：1118-010100-0053-021;9月8日致王宠惠电中还指出：如美政府对国联明示愿与合作之态度，则更能鼓国联之勇气，故应积极重视对美外交。9月15日，21日，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及王宠惠，指出国联实施对日制裁的枢纽全在美国，请全力推动对美外交。这是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开始以美国为重心的转折点。典藏号：1118-010100-0053-025，1118-010100-0053-026。
[52]《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9月1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43。
[53]《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10月15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59。
[54]《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55。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成员国采取行动，直至使用军事力量，并赋予行政院以开除这种成员国的权力，第17条规定对非成员国适用盟约的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因日本已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因此中国援引第17条向国联提出申诉。
[55]《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0。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欧战如暂不爆发，对中国更加有利。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以欧战爆发为乐观，余实以此为悲”，因为战争不起，欧洲各国就能保存实力，对日本形成压力。而一旦欧战爆发，列强更无暇东顾，日本就可以对我国自由侵略，毫无顾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8年9月29日)如果欧洲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中国应“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特别是联合俄国，共同对日。同时要“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联盟约中的制裁条款成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日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8年9月18日)蒋还认为，如果欧战不爆发，则对于日本，“可和当和”，“有机即和”，蒋还分析了和的弊端，如：停战后倭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共党扰乱，不从命令;英、美不悦;不要第三国调停之利害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9月27日)
[56]《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0。
[57]《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1。
[58]《蒋中正电汪主席、孔院长、王部长》，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37。
[59]《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61。
[60]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第153页。
[61]《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2。
[62]《薛岳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3。
[63]《汪兆铭电薛岳》，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5。
[64]《汪兆铭电薛岳》，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4。
[65]《蒋中正电张群》(1938年10月28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42。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收录的版本此段为：“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而我军于进战退守，不惟毫无拘束，无所顾虑，且可处置自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敌人对于占领之地，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秦孝仪主编，第30卷，第30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蒋在发表之前请张群将文稿送汪精卫审阅，请汪修改，但请勿失原意。不能确定其中的文字更动是否与汪精卫有关。
[66]《汪兆铭电龙云》(1938年10月28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32。
[67]《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10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66。
[68]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26日)，第154页。
[69]《陈嘉庚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各方首要往返函电》，典藏号： 118-010100-0055-042。另见《陈嘉庚电汪兆铭》两则(1938年10月25日、26日)，《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37;118-010100-0056-038。
[70]《汪兆铭电陈嘉庚》(1938年10月26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2)》，典藏号：118-010100-0006-018。
[71]《龙云电汪兆铭》(1938年10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一)》，典藏号：1118-010100-0048-008
[72]《汪兆铭电龙云》(1938年10月31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31
[73]《龙云电汪兆铭》(1938年10月23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29。
[74]《孔令侃电孔祥熙汪兆铭转陈褚民谊樊光》(1938年11月2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各方首要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5-041。
[75]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84—98页。
[76]汪精卫：《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重庆《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3日，第2版。
[77]《汪兆铭电谷正纲》(1938年12月6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2)》，典藏号：118-010100-0006-017。
[78]汪精卫：《覆华侨某君书》(1939年3月3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宣传部编辑出版，1940年10月，第28页。
[79]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83页。
[80]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55页。
[81]《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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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3 09:48
来源:《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作者:李志毓 2756次点击:我要评论
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又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摘要】汪精卫对于抗战从悲观失望发展为公开主和，有其思想演变的脉络，也有促成其思想演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汪精卫反对国民党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不信任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又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一.引言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开启了其脱离国民党中央、单独对日媾和的历程。这是民国政治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汪为何坚持对日议和，甚至脱离中央亦在所不惜?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根据汪自己的解释，他离开重庆“系因中央不愿考虑议和，且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1]12月29日，汪在河内拟就公开主和的“艳电”，次日在香港发表。
汪事后对张群说：“艳电系明电，……明电提议，实为离渝之惟一动机。盖不离渝，则明电不能发出、不能公布，亦等于从前之一场间话说了之后杳无回响而已。弟宁期待千万句谩骂及污蔑之回响，不愿为无回响之发言也。”[2]
研究者对于汪的离渝求和，大致提出过以下几种见解：一，汪蒋斗争，汪试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也有其不甘居人下的性格问题;二，“资产阶级”阵营中，汪所代表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公开分裂;三，汪精卫代表了封建没落士大夫阶级的要求，有其“阶级基础”和“阶级代表性”;四，汪精卫的“恐共”病，认为如果坚持抗战，共产党必将得势，而苏联就会乘势支配中国;五，抗战亡国论的民族投降主义与民族失败主义。[3]
本文将在进一步清理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依据台湾“国史馆”最新公布的《汪兆铭史料》，以及《蒋介石日记》、《陈克文日记》、《王世杰日记》等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揭示汪精卫主和的思想脉络。汪精卫从对于抗战悲观失望发展到公开主和，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对于西方国家支援中国抗战的不信任;二，对于蒋领导下的国民党本身的不信任;三，中国当时的处境，联苏必须反日，亲日必须反苏。汪反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归根到底，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反日、攘俄，又得不到英美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并自认为说出了“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的话[4]，相信求和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期待中的“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倡言对日媾和的根本原因。
二.抗战爆发之前：拖延时间，避免战争
汪精卫“议和”，是与蒋介石的一种权力争夺[5]，或是“恐惧”心理，还是有更深刻的思想主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汪精卫对于抗战的态度。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汪精卫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6]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除对外宣传效用外，并不能全部代表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判断。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特别是在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再次实现了同蒋介石的合作，第一次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也由不抵抗(完全依赖国联)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变。对日交涉成为汪内阁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段时间，汪有过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1933年汪领导下的《南华评论》所发的主战宣言，该文章虽非汪执笔，但却是为汪代言，文章称：“国际对于暴日之制裁，绝不可恃;而暴日侵我之野心，无有已时;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长期抵抗，再没有第二条路!……我们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张，实行民族自卫战而外，还有什么踌躇的余地呢?……不用踌躇，不用忧虑，战是我们唯一出路，要从战争中，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前途!”[7]
但是，在《南华评论》高呼抗日的同一年，汪精卫却在与胡适的书信往还中对中日战争表达了完全悲观的看法，他说：“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8]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的基本判断和他自己的主张。首先，汪认为，中国没有实力与日本作战，又得不到英美的实际援助，战则必败，国民党亦必将随之垮台;其次，无论是战是和，都是为国家考虑。他以《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比喻主战派与主和派。故事中的公孙杵臼为救孤，壮烈而死，受人赞颂，程婴忍辱负重，背负骂名。这说明，主和比主战更加困难。
在另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汪认为：“如今的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即使日本被英、美、俄等国打败，中国也绝无复兴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战争持续，只能造成民穷财尽，政府垮台，国家分裂，军队化为土匪，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混乱之中，“除了化作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9]因此只有对日妥协折冲，以换取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发展经济，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复兴之基础。
对于胡适寄望于国际援助的观点，汪精卫认为：“中国和丹麦、瑞士绝不相同。丹麦、瑞士小的像一块没有肉的骨头，两狼相食，各不得饱。……中国却是一块肥肉。世界上弱小国可以生存，弱大国则不能生存，……比利时的生存是因为‘抓住协约国’，诚然。但英、俄、法与德国打仗，是各为自己，不是为比利时。英、俄、法决不会为比利时而与德国打仗。”同理，英、美、法、俄这些大国，会因自己的利益对日作战，但决不会因所谓国际道义而帮助中国。一旦中日开战，将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之上，无疑是一种侥幸心理。[10]
1934年5月8日，时任驻英公使的郭泰祺致函汪精卫，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主张。郭指出：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第一，日俄不至于开战;第二，美俄复交;第三，海参崴集中的大量空军可以制日本要害;第四，英日之间商业竞争利害冲突日益激烈，澳洲、新西兰等太平洋属地也对“日祸”忧虑日深，英国如继续此前之亲日政策，则将失去这些属地的同情。凡此情形，都将有利于我国展开外交。因此，目前以外交手段制约日本的途径只有两条：一，如果英美能在远东切实合作，则中国可联合英美制日。但郭认为这一途径很难实现，因英美两国也相互算计，彼此缺乏信任;二，中俄合作。郭对汪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应积极谋中俄合作，共同抵御日本，“中俄关系此时实较中美中英关系更为重要。俄国年来努力内部建设与国际和平，已恢复其国际信用，与我尤有共同之利害，在一种互不侵害之信约下，确有切实合作之可能。敢请我公对此问题予以深切之考虑，决策进行。”[11]
但汪精卫拒绝了“联俄制日”的设想，认为，即使美俄建交，中国的外交重点仍应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而非中俄关系。1935年5月，日军借口亲日分子、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再度扩大侵华军事行动，南京政府在汪主导下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等。在这一事件中，何应钦力主屈服，汪精卫态度与何相同。蒋介石虽不主张签订任何协定，但未能阻止何、汪接受日本的条件。[12]
随后，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提出弹劾。汪则致电中央，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因蒋介石的强力挽留而未果。据王世杰日记记载，汪的复职，颇引起一些中央执委及党员的恐慌，恐国民党对日屈服的政策将更变本加厉。[13]
汪精卫复职后，即派驻日大使蒋作宾到东京，“密查日方真实对华方针”，所有朝野各界要人谈话，随时择要电陈。1935年8月25日，蒋作宾乘“俄皇”号东渡，9月7日，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举行了会谈。[14]9月12日，蒋作宾向汪精卫报告：日本军部与外务省意见不一，军部操控政治的倾向严重，“无论有何意见，须先与军部商洽，否则纵为军部所应赞同之事，亦必出而反对或破坏之。”而在军部当中，又分为“荒木派”和“少壮派”两派，“荒木派”主张维持中国现政府，用温和手段使其与日本军部一致，共同防俄。“少壮派”则主张捣毁中国现状，先用强硬手段使中国屈服，再与中国一致防俄。如关东军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及军部之酒井(隆)、影佐(祯昭)等，均属于“少壮派”。而且军部坚持，“非承认满洲国不能谈论其他问题”，中国不承认满洲国就是无诚意。[15]
10月31日，蒋作宾又致电汪精卫，详细阐述了日本国内军人派与非军人派的争斗，及其各自对华政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人派与非军人派暗斗激烈，军人派的荒木(贞夫)野心甚大，不满内阁所为，欲借扩张军备及中日问题以倒阁。不过，非军人派势力亦日渐扩大，因目前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因此两方言论都得到伸张，军人派已不能为所欲为。
2，对于中日问题，军人方面，主张激进，欲违背外交手续而“谋两国之提携”，非军人方面，则主张较为和缓，“欲先谋两国感情之融洽，再依外交程序，逐渐以谋两国亲善”;对于满洲问题，则众口一词，均不顾中国。
3，时任日本贵族院议长，在1937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对蒋作宾表示，中日两国问题，应从“共同目标”和“经济提携”上谋解决满洲问题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中国“剿共”如需日本援助，日本将极为愿意。满铁前总裁山本条太郎则表示，中国迫使日本放弃满洲，或日本迫使中国承认满洲，都不可能，必须于承认宗主权或商议共同管理中求一办法。而两国“经济提携”刻不容缓。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经济战争日益紧迫，中日两国若再内斗，必为白人所乘。中日之间应立即改定关税、废除领事裁判权、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蒋作宾由此判断，第一，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在军事上立于同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第二，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16]
在蒋作宾的函电发出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就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的留影仪式上遇刺，造成重伤，被救治后，不久即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并在次年2月前往欧洲疗养。12月25日，已随汪辞职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遇刺身亡。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继任外交部长。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汪精卫及其“亲日”外交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假如”在日本国内，如蒋作宾所言，因为军事行动的停止，非军人派的势力渐渐扩大，军人派已不能为所欲为，而在中国国内，汪所代表的亲日外交路线继续得到推进，中日全面战争是否会因此而推迟，甚至避免呢?
对于这一问题，中日两国学者都进行过很多探讨。臧运祜曾指出：日本是中日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对华行动，在中日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和制约作用。而日本从九一八事变、经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在内的侵华史，并非偶然，它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就日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避免。[17]
但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并不能如后人一样，清楚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照见自己行动的后果。汪精卫试图以妥协外交配合1933年热河事变之后在日本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中日关系安定化”政策，去促成日本国内非军人派势力的上升和军人派势力的下降，以此扩大中日关系“安定化”趋势，尽量拖延时间，避免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中国经济建设、国力充实争取时间，这是汪精卫“亲日”外交的实质。
三.在犹疑中坚持：抗战爆发初期
1936年初，汪精卫遇刺后再次赴欧“小休”，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回国。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1月上海沦陷、政府撤离南京，这半年中，汪精卫尽管对抗战忧心忡忡，但仍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坚持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方针。
7月15日-20日，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各派代表、社会名流举行谈话会，蒋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的立场：“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一旦战争既开，“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8]
据蒋介石日记透露，发表这次“谈话”有两个目的，第一，蒋判断，日本既然准备大战，而其最高权力在于日本天皇，如果蒋能以宣言感动日本天皇，则中日局势“或可转危为安”。第二，卢沟桥事件已经发动十日，而日本始终“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这说明日本志在威胁中国屈服，而不在发动全面战争，这恰恰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如此，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19]
对于蒋庐山谈话的态度，汪表示认同。他在7月14日致电《中华日报》，指出该报对于卢沟桥事件的论评方针为：(一)备战;(二)不求战亦不避战;[20]7月23日，汪交给中政会秘书长张群一篇“谈话”，请其“如认为可发表”，即交中央通讯社发表。大意为：
第一，“蒋委员长在谈话会所发表之意见，深切著明，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惟有深体此意，认定今日已濒最后关头，过此一步，即须将数年以来之忍耐、及忍耐期间所积累完全用尽，以保持国家民族之生命及人格。”第二，1935年6月中日因华北事变所达成的协定，其精神在避免冲突，日方不再进兵，我方亦自动的将一部分军队后撤，俾平津不至糜烂，且不至为沈阳之续，而绝非放弃领土主权。第三，日方屡次无故进兵，且在卢沟桥开衅，并陆续进兵不已，是将当时的谈判精神破坏无余，又安能责怪中国进兵?云云。[21]
这些都重申了蒋介石17日谈话的精神。1937年8月2日，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精卫，请“酌示国内实情及今后方针”，汪复电说：“此时已到最后关头，惟有决心贯彻不求战而应战之方针。蒋中正宣布此为最后关头，不求战而应战，全国一致。”[22]然而，虽然在备战、应战、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总方针上，汪精卫与中央暂时无异，但在残酷的战争和牺牲面前，汪与蒋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态度。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于抗战是坚决的、主战的，对形势的估计经常是乐观的。[23]他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与)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蒋判断，日本人志在华北局部，不敢扩大，战事最多限于局部。且“倭政府无力统军，其国内多不满于少壮派之横行，而且嫌恶战争。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而其国内经济之崩溃犹在其次乎。”[24]
7月31日，蒋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号召全国将士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有最后胜利的信心，坚守阵地，有进无退，驱除倭寇，复兴民族。[25]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26]
相比之下，汪精卫则表现出更多的犹豫和焦虑，对抗战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庐山谈话会结束后，汪从九江回到南京，行政院参事、汪的亲信陈克文，前往码头迎接，汪见陈即说：“此次廿九军之失败，可得一证明，证明‘日本只能威吓而不能真正作战’一语完全谬误，此语实亡国之论也。”言罢频频摇头。[27]
又据“和谈”运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1935年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回忆说，1937年7月31日，高在庐山先后受到蒋介石和汪精卫召见，对汪、蒋二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任请任之宗武。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捩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28]对于高宗武的提议，蒋介石不置可否，汪精卫则积极赞同，让他“继续努力”。这都表明，汪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虽然认同中央的抗战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避战”、“和谈”的心理。
而在平津沦陷后，不仅汪精卫，事实上，国民政府内有许多人对抗战的信心都产生了动摇。1937年8月3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均深感大战爆发后之危险。无知识或无责任之人，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惧。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还说：“胡(适之)、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为之。(吴)达铨认为“战固必败，和必乱”。[29]
8月4日，5日的王世杰日记中又写道：“近日暗中活动和议者似不少”，且汪精卫已将胡适所提的和议意见转告蒋先生，“蒋先生以为军心动摇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30]
在这些战与和的议论中，蒋汪已表现出“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蒋认为，“倭寇内部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丑态毕露无遗”，应先取攻势。[31]汪精卫则在陈克文向其询问大局时不作表态，使陈认为，中央对“和战大计”似乎尚未决定。汪又告诉陈克文，中日虽极力备战，但仍有解决之希望，使陈认为，所谓和平仍有可能。陈在日记中写道：“日来外间颇传当局意见未能一致，汪先生昨夜广播演讲，又以‘说实话负责任’为题，似非无因也。”[32]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蒋、汪都希望战争能够持久，但从战场传来的消息却无不令人叹息。9月18日，陈克文日记中写道：“平绥平汉津浦诸线，我军均告失利。……抗战前途正为可虑，收复失地，更谈何容易。”[33]9月21日，王世杰日记中写道：“晋军毫无斗志，从未继续支持战斗三小时以上;大同之失直是闻风溃散”。[34]10月25日，陈克文日记又写道：“津浦线之败，败于杂军之不能战，与东北军刘多荃部之不战而退，……至山东目前，则敌既不进攻，中央亦无暇增防设备，有类空城计。空城计不能持久，……华北五省之丧失，似为不可逃之命运矣。”[35]
11月初，淞沪抗战形势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上海随即沦陷。陈克文在日记中写道：11月18日，“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切勿向外间宣露。……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11月21日，“先生问外间有因战事失利非议抗战否?答无有。又言：‘此次估计完全错误，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先生颇不愿即时离京：离京后到何处，做何事，均无从预定也。又再三以二三十年来积藏书籍无从迁移为可惜。”[36]凡此，都可见汪在撤离南京时的愁苦之情与求和之意。
四.决意求和：出走前的最后一年
1937年12月-1938年12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了解这一年中汪的思想变化，是探讨其对日媾和的关键。
(一)求和声浪
淞沪抗战失利之时，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甚至军队中扩大。党政高层主和之人渐多，不仅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37]1937年11月2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受日本之托出面调停。[38]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39]
更严重的问题是，战争的持续，确实造成了汪当初所预料的问题，东南富庶之区沦为战场，军队沦为土匪。蒋介石在1937年11月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制(致)命伤也。败仗计划应先想到退兵时之抢劫奸淫，毁坏军纪之凄状，……不惧敌军攻陷，而患在溃兵自乱抢劫，此干部无力、教育无方之过也。[40]
战争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备战不足及中国国力的虚弱，很多人都灰心失望起来。陈克文说：“这一次战败，国民党恐怕再也不能抬头了，……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41]蒋介石也考虑到，长期抗战可能造成中国的财政枯竭，经济崩溃，社会纷乱，人民厌战，而中共趁机夺取民众与政权。[42]汪精卫原本是党内妥协路线的代表，此时主张求和的人，无疑也将希望寄托在汪的身上。1937年12月16日，汪正式向蒋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的主张，但蒋认为，时至今日，求和已不可能。[43]
之后，汪还试探过由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1938年7月，正在与孔祥熙秘密沟通的日本浪人萱野长知，在香港会晤了中国民间人士黄慕韩，商讨中日议和办法。黄慕韩世居广东关西，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萱野长知对黄慕韩表示，日方的意见认为：事态发展至今，为了保存政府的声誉，应由中日两国国民出面议和。在日本方面，近卫已授权萱野全权办理。日本少壮派主张，如果中国能使“日本不同意之人”(即蒋介石)下野，日本将立即退兵。关于议和程序，可由当年参加过同盟会、帮助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日本人通电号召，由两国人民共同响应，选出同等人数的代表，在香港议和，同时停战。然后，由政府履行人民所商定之议和条件，避免第三国的干涉。黄慕韩即将上述内容向汪精卫进行汇报，并请其“与当局筹商，以后如何办理，详为指示。”[44]但是，这一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的议和条件，事实上并无实施的可能。[45]
(二)汪蒋与持久战
很多学者都曾指出，汪精卫之“主和”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战争必败论的见解。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指出，汪和蒋在“持久战”问题上的分歧，这正是汪、蒋抗战态度的根本区别所在。蒋始终认为，以日本的国力和民力，不可能持久作战，只要我们能持久，能坚持，即使陷入危殆，敌人最终也会消灭。打持久战，除了在时间上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力量之外，还要在空间上牵制敌人，“使敌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46]而一旦中途求和，在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和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必将在内外交困中垮台。
蒋甚至认为：“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47]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抵御外侮，以增强国民党的内聚力，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如果抗战胜利，中国政治统一将就此完成，国民政府将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而汪则认为，如战争持久进行，“中国决不能侥幸成功”。汪派杂志《中国公论》在1939年9月的一篇社论《论和战》中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战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的更高。”[48]汪精卫认为，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49]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这是汪主和与蒋主战的根本分歧。
(三)国际形势判断
在缺乏持久战的信念之外，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是促使汪精卫求和的原因。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就在一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国联对于日本的制裁。但事实上，自抗战爆发以来，英美在远东一直推行着对日妥协的政策。正如学者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的远东政策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的倾向，一是援华制日的倾向，直到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两种相互矛盾倾向都一直并存着。事实上，当英美正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意义时，当他们给予中国越来越大的援助时，却仍在不断发生重大的对日妥协行为。[50]正是英美在远东的这些重大对日妥协行为，及英法在欧洲的绥靖政策，影响了汪的政治判断，推动他进一步走上了求和之路。
1938年9月，国联行政院召开第102次常会。8月30日、31日，9月3日，9月8日，蒋连续致电汪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认为张鼓峰事件发生后，列强对日本的观念与态度必有变化，我国外交的态度应更加积极，“改取攻势”，对国联交涉，以达到“进一步实际援助”与“局部制裁”为最低目标，不得已时退出国联亦在所不惜，总期能打开列强对远东之沉闷观望态度，“促英法与苏一致援我制敌”。[51]
汪则一面对“退出国联亦所不惜”的态度表示怀疑，担心“以此失英法之望，且使我益孤”;[52]一面对“英法与苏一致援我制敌”并不抱以希望。汪认为，首先，英法不会离开美国行动，而美国采取中立主义政策，不会制裁日本;其次，英法不愿与德意对抗，要求英法制裁日本，“是乃张其所不能”。[53]因此，汪并不期待英美能制裁日本，只希望英法出面调停，使中日早日议和。后来，国联虽接受中国援引盟约第17条对日制裁的申诉，但表示无意实行第16条。对于是否对日进行经济制裁，由各国自由决定，不能强制，遂使国联盟约成为具文。[54]这进一步印证了汪对于国联无力制裁日本的看法，加强了他对日求和的意志。
1938年9月，在欧洲爆发了苏台德危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使汪看到一线希望。他对改组派要员、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第三区战区政治部主任的谷正纲说：“欧局紧张，民主阵线与法西(斯)阵线必成大战，中国于此可得出路。”[55]他设想着整个英美法民主阵营与德意日法西斯阵营对峙的局面，以此结束中国独自艰难抗日的困境。但苏台德危机最终以英法对德的绥靖而告解决。
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晤，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整个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而苏联被英法德意排除在外。汪精卫迅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9月30日致电谷正纲说：“最近英、法、德、意四强协定，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区，苏联坐视不能过问。”[56]10月4日，又致电谷正纲说：“欧洲战机已过，英法德意四强协定有进一步维持欧洲和平之趋势。惟苏联被摈局外，此层望深切注意。”[57]
汪由此判断，目前欧洲局势的主调仍是和平，英法不愿与德国开战，更无力在远东制裁日本;苏联本来是参与欧洲安全讨论的，而英法在处理苏台德问题时却将苏联摒除局外，说明英法仍将苏联视为在远东最大的敌人，而不是日本。这一判断对于汪精卫最终选择对日求和并加入反共协定，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广州失守
1938年10月，日军开始进攻广州。这一行动侵犯了英国在华南的利益，汪、蒋都认为，这是对英开展外交的大好时机。10月13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孔祥熙、王宠惠等人，告知“敌军今晨在大鹏湾登陆，已与我前方部队发生激战，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58]汪也同意蒋的判断，他在当天回电蒋介石：已告知顾维钧，请其赴伦敦与郭泰祺合作，进行对英交涉，并表示：“弟愚以为，日本此次看破英俄无积极行动之决心，故悍然出此，诚为最后之一著，若广州能如武汉之坚持，使敌力疲智尽，则大局必可好转。”[59]
然而，汪所盼望的局面没有发生，广州几乎不战而失。王世杰日记中记载：“敌军自登陆后，几于长驱直入，毫未遭遇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60]这对汪精卫的抗战信心造成了致命一击。广东对于汪精卫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但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汪精卫的故乡，并是他多年来对蒋斗争所依靠的势力所在。广东的不战而失，令汪无比痛心。
10月25日，粤籍将领薛岳致电汪精卫：“万世耻辱，创于今日，岳不忍粤人沦陷敌手，更不忍革命策源地于此时断送于敌，今日粤危则国危，粤亡则国亡。拟请先生等速电委座，立派岳率军救粤，……非如此则吾人将为亡国之奴，非如此对粤人，无以对总理。”[61]并表示，若能“奉明令”到达北江，则请汪精卫驾临军中劳军。[62]
汪复电说：“广州放弃之速不惟出国人意外，出各国意外，且出敌人意外。……如此失败，不是可哀而是可耻。且不战而焦土，广州大火至今未熄，无损于敌，而徒结怨于民。此后在沦陷区内工作亦无人相信，无人相助矣。言之痛心。我兄急难，弟十分同情，已电蒋委员长建议立派我兄率军救粤，如蒙采纳，全粤幸甚。”[63]并表示：“拟来军中，共赴北江”。[64]
10月27日，日军占领汉阳，武汉三镇全部失守。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称：“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亦将一无所用”，敌人消耗时间五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然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自今以往，全面抗战，日益发展，而我军一切行动，进战退守，不惟一无拘束，而且能处处立于主动地位，自由处置，不仅使敌军被占之区一无所用，而且使之一无所有。昔则使之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今则使之步步荆棘，葬身无地。”[65]
但汪不同意焦土抗战。他对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说，“此次广州纵火，……斩断生机，委民于敌，彼辈欲制造无业游民以广羽翼，可谓目的已达，惟政府实受其敝，言之痛心。”[66]又对蒋说：“此次广州放弃时，纵火焚烧，除军事设备外，居民、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敌资，然民怨已深，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必受影响，利害相权，利少害多。”[67]
(五)地方实力派明确支持
广州失守后，日本表现出更加迫切的求和姿态，提出的条件也比之前稍减了苛刻程度，包括分期撤兵和蒋下野后仍承认国民政府，并取消华北、华中伪组织等条款。至此汪的求和的意志已不可动摇。只因日本人坚持——议和需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这使他暂时未作公然议和主张;[68]
10月25日，26日，海外华侨代表陈嘉庚，连续致电汪精卫，称接国内可靠消息，知汪主和甚力，而海外华侨除汉奸之外，无人同意抗战期间举行和谈，请汪“俯顺众意，宣布抗战到底，拒绝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侮。”[69]汪公开否认了这一指控，回复陈嘉庚说：“保障和平、抵抗侵略，为中央一贯方针，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者辨证。”[70]
与此同时，汪却一边与日本国内倾向议和的政治势力秘密商讨和谈条件，一边与中国西南各省的军事实力派进行了积极沟通，争取西南军阀对议和的支持。汪判断，日本占领广东之后，必将由广东而攻广西，由广西而攻云南。这几省的地方实力派，若不甘心自己的统治被日本人取代，必将起而支持他议和。汪精卫重点联络的，是云南军阀龙云。从龙云与汪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龙云不但同意汪对战争形势的判断，还对汪的议和主张表示了明确的服从与支持。他在10月29日致汪的一封电文中说：
自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军事上失于统算，已无可为讳。其流弊所及，往往顾此失彼，贻误滋多。上海之战，敌从金山卫登陆，沪上之军即陷于崩溃。鲁南一役，土肥原抢渡黄河由董口而黄口，遂影响鲁南全局。此次敌犯华南，在大鹏湾登陆，粤不旬日遂陷，武汉亦因以不守。
……现以湘为抗战中心，西南各省均为后方策源基地，滇缅路线亦成唯一国际交通。
……最可虑者，敌虽短期不能以侵粤之敌抽调西犯，万一另派一部再由北海登陆，直达滇黔，断绝滇缅交通，或直捣桂林，以窥湖南，各省部队今已调赴前方，后方空虚实甚，若敌竟冒险而来，恐至不堪设想。
……诚如公言，纯由依赖外力，估量所望者过高，结果失望，致陷于孤立。言念前途，至深悲愤。共匪为害民族国家，职深恶痛绝，当凛箴言，特别注意。仍望不吝教诲，时赐南针，俾有遵循，不胜感祷。[71]
汪回复龙云：“所指敌若另派一部由北海登陆，正弟所深忧。前函由粤而桂而滇之说，即为此而发。近晤广西参政员诸君，亦恳切以此为言，公能未雨绸缪，岂惟滇受其赐，西南半壁复兴基地亦获盘石之安矣。[72]
汪鼓动龙云和广西政治势力脱离中央，以“西南半壁”为将来的“复兴基地”。龙则在复电中称汪为“钧座”，明确表达愿追随汪议和的态度，说：“过去一切错误，诚如所示。幻想误国，言之痛心。事至今日，千钧一发。惟有亡羊补牢。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73]龙云等西南军阀此时对汪的主张表现出的鲜明认同与支持态度，对于汪叛国离渝计划之形成与实施，至关重要。
在汪与西南军阀积极联络的同时，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又从香港致电孔、汪，再次汇报了日方对“和平”的急切与和谈“诚意”。孔令侃说：
近卫文麿的亲信当面告知，近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确有觉悟，除少数在华日本军阀外，均主张对华和平，不愿一误再误。此次战争错误，乃由日本的政治组织不良所致，现已由四相会议决定，以政治革命方式，组织新的政党，改正对华观念。
此新政党的党纲，承认中国抗战和追求民族解放的合理性，同情中国“一党治国”的政体，保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对于在华日本军阀，该党自信可以制服。对于蒋介石，近卫表示，愿效法英首相张伯伦赴德谈判故事，亲自到中国晋谒。惟希望在该党发表宣言的前后，能得到中国的谅解，使该党的宣言不至无济于事。
孔令侃由此认为：日本政府确有求和之诚意，此次对中国的侵略，是“日军阀之侵略”，“其内部既有反军阀组织，为中国之福，中国似宜予以援助。但在未得确保前，与继续抗战并无冲突。倘所称各节确系实情，则东亚可转危为安。”[74]
中国与日本国内的主和势力合作，扩大主和派的政治力量，以此结束战争，这正是汪精卫所设想的前途。但孔氏父子比汪精卫更加谨慎，在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之前，他们将继续支持抗战政策。而汪却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出而求和，这既反映了他求和之心切，也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晚，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了秘密会谈，约定：第一，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第二，汪精卫出走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响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75]
1938年11月11日，日军进逼长沙，长沙奉行焦土抗战政策，在撤退前主动放火焚城。这使一贯主张“保存国力、维持民力”的汪与主张焦土抗战的蒋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长沙大火之后，汪在重庆《中央日报》发出公开质疑：“在接战区把一切物资烧光，我们要靠什么作战?在沦陷区内把一切物资烧光，剩下一大群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的老百姓，敌人一来正可以收买他们，这才是‘敌资’。更何况这些沦陷区我们终究要收复，等到收复的时候，我们接收的是一无所有的城市，我们要如何复原呢?”[76]
他又私下对谷正纲说：对于长沙放火，“弟无此权力，兄所深悉。惟对于国事，心所谓危，不能不言，曲解谩骂，只有听之。今年1月12日《如何使用国民力》一文及1月23日在乡政训练班演词，如读者稍肯留意，何至演出长沙放火事件!”[77]在离开重庆之后，汪曾表示：“我对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78]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龙云控制下的昆明，次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一个大规模的“汉奸集团”诞生之始，在汪精卫个人的政治生涯中，是其走向深渊的开端。在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可以想象，他的心中一定波澜起伏。毕竟，这是一场冒险。汪说他“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誉毁，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79]此时，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日战局，一切都不明朗。汪或许还没有想到，自己从此走上了一条“汉奸”之路。
五.结语
汪精卫对抗战胜利彻底丧失了信心而公开主和，是基于两方面的绝望，一是对国联和英美等强国制裁日本之可能性的绝望，二是因战争失败而对国民党产生的深度绝望。所谓“亲日”、“恐共”、“抗战亡国论”，归根到底都是出于以上两种绝望。同时，就国际关系而言，汪精卫反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在日本与俄国之间，选择了“亲日”、“反俄”。
汪精卫不相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能够打败日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认为国民党抗战的结果，不输于日本，便输于共产党。在当时，持此见解的人并不在少数。南京陷落之后，对战事、对政治的悲观气氛广泛弥漫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中。甚至有人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80]
很少有人坚信国民党能打赢这场战争，很多人怀抱求和之心，因此汪精卫才敢对张群说“此意乃人人意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81]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相信能激起反响。同时，日本方面由于求和心切，向汪出示的和谈条件，与此前几次提出的和谈条件相比，并未更加严苛。这些都是促成汪最终走上叛国之路的原因。
从汪精卫主和的思想脉络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不是必然会胜利的，毋宁说，它是苦撑苦挣，几于失败，但最终胜利了。只有深入了解汪精卫求和的思想脉络与政治环境，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抗战的艰难困苦，才能更好地理解，坚持抗战的不易，理解中国之立国的来之不易。
[1]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67页。
[2]《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3]黄美真、张云：《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蔡德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德金、李惠贤：《关于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蔡德金：《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刘华明：《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叶岗：《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刘兵：《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肖书椿：《试论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蒋永敬：《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蔡双全、杨秀林：《汪精卫叛国投敌心理探索》，《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4]《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5]认为汪的主和系出于对蒋之不满的观点，可见于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6-337页，402页;及《王子壮日记》(第四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600-601页;等等。
[6]例如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中认为，汪精卫从高呼抗战到附日投敌经过了七个时期：“主战期”、“低调期”、“幻想期”、“行动期”、“愤怒期”、“无奈期”和“傀儡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401页。张殿兴认为汪精卫“在抗战初期，他的抗战口号叫得比谁都高”，《汪精卫附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7]《南华评论》第4卷第2期《卷首语》，上海：南华评论社，1933年1月28日。
[8]《汪精卫致胡适函》中附《汪精卫复某先生电稿》(1933年4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9]《汪精卫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0]《汪精卫致胡适》(1933年12月2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563页。
[11]《郭泰祺函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与国内外要人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01-001。
[12]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页。
[13]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5页。
[14]《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谈话》，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5。
[15]《蒋作宾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6
[16]《蒋作宾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抗战初期国府首要与汪精卫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2-004。
[17]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18]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2-585页。
[1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16日，17日。
[20]《汪兆铭电中华日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61
[21]《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典藏号：118-010100-0005-055
[22]《郭泰祺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33。
[23]关于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态度的研究，可见：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沈予：《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刘维开：《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近代中国》第118期，1997年4月;《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吴景平：《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2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19日，20日，24日，27日。
[25]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一)》，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7-221页。
[2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7月31日，“本周反省录”。
[27]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91-92页。
[28]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61页。
[29]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8页。
[30]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29页。
[3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8月4日。
[32]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94页。
[33]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12页。
[34]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45页。
[35]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26页。
[36]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36-138页。
[3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20日，28日，30日。
[38]关于陶德曼调停始末，可见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日本正式提出的议和条件为：(一)内蒙古自治，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相似的自治政府;(二)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中日如能缔结和约，则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亲日首长，如不能缔结和约，华北将建立新的行政机构;(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第136-137页。
[39]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3日，12月7日)，第145，147页。
[4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41]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9日)，第148页。
[4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4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2月6日。
[44]《黄慕韩电汪兆铭》(1938年7月28日发，7月31日到汉口，8月31日到重庆)，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14。
[45]关于孔祥熙与萱野长知的秘密联络，陆伟的《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认为：萱野长知反对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条件的政策，认为根本行不通，在他看来，决定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日本政府放弃对蒋介石的僵硬立场。但是日本陆军热衷诱降汪精卫，对以蒋为对手进行和谈不感兴趣，使他失望地哀叹，“日本已迷上了高宗武之类的便宜货色而却放弃了货真价实的蒋派。殊不知正是反抗日本的人，才能成为日本的对手。”
[4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4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7年12月29日。
[48]《论和战》，《中国公论》1939年第1卷第6期，第2页，
[49]汪精卫：《答问》(1939年1月3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宣传部”1940年版，第8页。
[50]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关于抗战时期远东的国际关系和英国在远东的绥靖政策，可见于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1]《蒋中正电汪兆铭》三件，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14;1118-010100-0053-015;1118-010100-0053-015。《蒋中正电王宠惠》，典藏号：1118-010100-0053-021;9月8日致王宠惠电中还指出：如美政府对国联明示愿与合作之态度，则更能鼓国联之勇气，故应积极重视对美外交。9月15日，21日，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及王宠惠，指出国联实施对日制裁的枢纽全在美国，请全力推动对美外交。这是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开始以美国为重心的转折点。典藏号：1118-010100-0053-025，1118-010100-0053-026。
[52]《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9月1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43。
[53]《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10月15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59。
[54]《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55。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成员国采取行动，直至使用军事力量，并赋予行政院以开除这种成员国的权力，第17条规定对非成员国适用盟约的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因日本已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因此中国援引第17条向国联提出申诉。
[55]《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0。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欧战如暂不爆发，对中国更加有利。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以欧战爆发为乐观，余实以此为悲”，因为战争不起，欧洲各国就能保存实力，对日本形成压力。而一旦欧战爆发，列强更无暇东顾，日本就可以对我国自由侵略，毫无顾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8年9月29日)如果欧洲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中国应“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特别是联合俄国，共同对日。同时要“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联盟约中的制裁条款成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日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1938年9月18日)蒋还认为，如果欧战不爆发，则对于日本，“可和当和”，“有机即和”，蒋还分析了和的弊端，如：停战后倭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共党扰乱，不从命令;英、美不悦;不要第三国调停之利害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抄件，9月27日)
[56]《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0。
[57]《汪兆铭电谷正纲》，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41。
[58]《蒋中正电汪主席、孔院长、王部长》，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37。
[59]《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61。
[60]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第153页。
[61]《汪兆铭电蒋中正》，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2。
[62]《薛岳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3。
[63]《汪兆铭电薛岳》，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5。
[64]《汪兆铭电薛岳》，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各军事首长与汪兆铭之函电(二)》，典藏号：118-010100-0004-004。
[65]《蒋中正电张群》(1938年10月28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蒋中正致汪兆铭等函电》，典藏号：1118-010100-0053-042。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收录的版本此段为：“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而我军于进战退守，不惟毫无拘束，无所顾虑，且可处置自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敌人对于占领之地，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秦孝仪主编，第30卷，第30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蒋在发表之前请张群将文稿送汪精卫审阅，请汪修改，但请勿失原意。不能确定其中的文字更动是否与汪精卫有关。
[66]《汪兆铭电龙云》(1938年10月28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32。
[67]《汪兆铭电蒋中正》(1938年10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致总裁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43-066。
[68]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26日)，第154页。
[69]《陈嘉庚电汪兆铭》，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各方首要往返函电》，典藏号： 118-010100-0055-042。另见《陈嘉庚电汪兆铭》两则(1938年10月25日、26日)，《汪兆铭史料》，《国际各有关方面致汪精卫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6-037;118-010100-0056-038。
[70]《汪兆铭电陈嘉庚》(1938年10月26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2)》，典藏号：118-010100-0006-018。
[71]《龙云电汪兆铭》(1938年10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一)》，典藏号：1118-010100-0048-008
[72]《汪兆铭电龙云》(1938年10月31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31
[73]《龙云电汪兆铭》(1938年10月23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精卫投敌前与政府首要函电(二)》，典藏号：1118-010100-0049-029。
[74]《孔令侃电孔祥熙汪兆铭转陈褚民谊樊光》(1938年11月2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各方首要往返函电》，典藏号：118-010100-0055-041。
[75]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84—98页。
[76]汪精卫：《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重庆《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3日，第2版。
[77]《汪兆铭电谷正纲》(1938年12月6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2)》，典藏号：118-010100-0006-017。
[78]汪精卫：《覆华侨某君书》(1939年3月3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宣传部编辑出版，1940年10月，第28页。
[79]汪精卫：《举一个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83页。
[80]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55页。
[81]《汪兆铭电张群》，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汪兆铭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之各项函电(1)》，典藏号：118-010100-000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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