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共识

宪法与共识: "
阿尔法城三街试图搞一个立宪会议，不过非常讽刺的是这些人甚至连一个街道名称都无法达成共识，当然我就更难想象如果需要通过一个像样的宪法文本，那将是何年何月的事情。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面，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国家，那么现在这座城市必然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也幸好这是一个虚拟社区里面发生的事情，使得我们可以较为安全的观察到宪法究竟为何物。现在关于这个虚拟社区的名称已经开始第二轮投票，不过显然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分歧和异议已经开始占据公共留言板。

在此之前很多网站上都爆发过关于中国人是否能实行西方式的宪政的这种无聊的争论。当然，显然的结果是中国人并不比洋人缺胳臂少腿，因此论证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照样能实行西方式的宪政。这种结论实际上是相当无厘头的，因为前提和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宪政制度显然不会是基于一个国家的人的普遍的高尚情操。中国人中间有高尚之士，也有地痞流氓，外国人中间同样如此。从反对者的角度来说，最核心的理由莫过于中国人没有权利意识，而西方人有，故而证明中国人不能搞西洋式的宪政。但是对手立刻回击到，如果你不实行宪政，那么国人的权利意识永远不可能培养起来。问题再次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僵局之中。

三街的立宪试验似乎能够给我们回答上面这些无聊但长期占据各个法律网站主要位置的问题。三街的立宪试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在这次立宪试验中的参与者都是普通的网民，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一次圆桌会议。从现在的结果看，立宪试验的失败并非是因为参与者缺乏权利意识，相反很多人积极地参与到关于街道名称的投票中来：就算是第二轮投票，街道名称的候选方案依然有51种之多，至于公共讨论区关于此一话题的讨论也不在少数。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一次投票失败是因为大家都过分冷漠或者缺乏权利意识，而在于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在我看来起源于这样一个疑问，即参与的各方都在怀疑“我为什么要和这帮人坐在一起？”这个问题本身则来自于缺乏根本的政治共识。显然，出现多元的声音并非是一件罕见的事情，相反我们能在很多国家看到这样的局面：在同一个国家中存在不同的社群和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之所以这些国家没有陷入到这种政治的怀疑之中，就在于存在一个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方案，当我们出现重大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溯到这个根本方案去谋求解决的前提性共识。美国的宪法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而最高法院的权威也来自于对于宪法这个美国的基本政治共识的看上去中立化的解读：虽然事实上每个法官总是具有自己的党派偏见，但是任何一项判决都必须基于宪法的理由，而非纯粹基于党派的偏见，相反党派观点如果想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正当化，也必须基于宪法的理由才可以。

显然这种共识在三街的立宪会议中很难找到。诚然，有人会指出，这是一个立宪会议，也就是创造政治共识的过程，我上面的叙述已经是存在政治共识之后的诸种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反对是有力的。制宪会议的作用与其说是凝聚政治共识，不如说是记录已经存在的政治共识并通过立法技术将其保存起来。美国宪法中的政治共识并非是立宪会议的过程中才开始汇聚的，而是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政治共识在1787年的政治关口中最终形成，形成了美国最初的宪法。我想提醒诸位的是，美国宪法的序言中所谓“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显然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表达。塑造“人民”的过程显然并非一场立宪会议所能解决。实际上，从逻辑上说制宪会议是“人民”行使制宪权的场所，而这实际上需要“人民”首先形成，也就是一个先行的政治共识。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那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循环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行宪的过程中政治共识的重要意义。公民的权利意识来源于这个基本的政治共识，而公民在行使这一基本共识赋予其的权利来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时候，又加强了这一政治共识的权威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根本的政治共识并非是空洞的，而是具有根本的实质意义的政治安排的作用，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宪政一方面意味着民主，一方面也意味着专政。因此网络上某些愚蠢的白痴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实在是无可救药。没有基本政治共识的民主最后导致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也就是现在三街所处的尴尬境地。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一政治共识会从天上掉下来，相反还是在不断的政治生活和论辩中逐渐产生。我们能注意到三街的第二次投票中票选就开始较为集中，一些网友也提出摆脱当下尴尬局面的方案。毫无疑问，政治生活并非是单纯空喊个人权利就能学会的，相反政治生活需要人们学会处理分歧，寻找共识。当我们意识到一个政治空间中不仅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享有基本权利的个体存在，而且还有很多和我们平等的个人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学会与他人相处，进而找到在这个政治空间中“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答案。三街第二次投票已经向着这个方向逐渐努力。但是我依然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这是在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纷争之中，可能不会提供第二次机会让我们重新选择。

（注：阿尔法城三街是豆瓣（www.douban.com）上的虚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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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的伪劣

中国法学都是伪法学。论证这个命题是非常容易的。首先，最基础性的证据就是，我们号称的大陆法系，以及宣扬的我们学习借鉴的大陆法系，就是伪法系。从历史证据来看，大陆法系实际上就根本不能称之为法系。因为大陆法系从历史来看，从来就没有法治存之于社会之中。从中世纪的法国、德国等国那里，宣称从古罗马学来的罗马法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一直都是君主专制。马基雅维利撰写的《君主论》就大张旗鼓地宣扬君主的专制。而欧洲大陆国家中，对于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的迫害，就是大陆法系国家反法治的不可置疑的证据。
到了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反法治、非法治更是昭然若揭。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等皇帝、君主或所谓的执政官、首相，哪一个不是专制独裁的？法国从亨利六世被刺杀、路易十四的专制、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拿破仑复辟帝制、再到十九世纪的动乱与灾难，这一切的一切，与法治及法治社会应有的和谐、稳定、福利等美好社会，有何干系？同样，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在德国被屠杀、被种族灭绝，这是任何法治国家能够干得出来的勾当吗？而德国最终因为自己的专制和伪法治导致了东西德分裂，这都是非法治、反法治的因果报应。何以，中国那些愚蠢的法学家，罔顾这些历史事实不顾，还在叫嚣、浸淫于伪劣、虚假、反动的大陆法系呢？
今天，我们国家没有一所大学不是教授大陆法系的，在了解大陆法系的灾难后，令人忍不住地要问，我们是要学习大陆法系，然后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重复一遍他们的灾难呢，还是真的想学习、引进、借鉴真正的法治？倘要后者，请全国人民、全国法律人行动起来，砸烂你们正在学习的大陆法系，烧掉你们正在学习的伪法学的书本，洗干净你们被大陆法系的伪劣所污染、毒害的大脑，选择英美普通法系。

为什么说“法治”的提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法治”的提法是错误的？: "

为什么说“法治”的提法是错误的

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法律工具主义思维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掌权者和普通民众的心里，法律要么是治民的工具，要么是被动服从的戒条，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总是与管制，惩罚，犯罪，混乱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的宪法中，有所谓“实行依法治国”的条款，这是中国宪法遵行法律工具主义最为直接最为根本的表现。我们不难从这句话的字面上看到，这句话中缺少一个由谁依法治国的问题，同时在“治”的含义中可见，宪法的制定者内心对法律是一种工具的理解。在冥冥中似乎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法律之上驾驭着法律，法律并没有取得主体的至高地位。

从现代法律制定的逻辑考虑，法律是一个民族历史传统和人民意志的体现，一般由人民代表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反映着一个民族最为核心的精神，体现着一个民族当下的人民对自身利益最为根本的表达，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对一个民族传统的蔑视和对一个民族智慧的低估，更为严重的是，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极权专制主义牧民思想的体现，披着法律的外衣的专制主义者，用法律作为工具来统治和驱使人民，经常滥用法律来取缔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镇压人民对专制的不满与抗议。

摆脱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走出“治”的思维窠臼，重新检视对法的定义和理解，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最为核心也是最为紧迫的步骤。如今，对所谓法治的吁求成为不同身份的人的共同声音，依法治国甚至以法治国的提法成为了官方的经常话语，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言明的那样，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一个可以引起很大误会的提法，不利于使官员和民众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误区。所以为了不致引起误会和曲解，应该将“依法治国”的提法改为“法律最高原则”或“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最高原则的提法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内涵。一是法律最高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相对应。法律是人民制定的，法律最高就是人民最大，法律主体地位的确立就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彻底改变法律工具主义的思维和做法；二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法律具有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绝对地位，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行使范围程序皆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律无规定者不可为；对人民而言，法律无禁止者皆可为。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法律是人民制定的，而不是官员制定的。

简而言之，就是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类似于宗教中上帝般的地位，使国家这个必要的祸害利维坦得以驯服，保护人民的自由得以实现，从而使其被普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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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全家来伦敦6周年

时间一瞬间，我们全家来伦敦已经6年了，经历多少煎熬，回想走过的时光内心有难言的苦衷但却没有能诉说的地方，6年的伦敦生活，今天的我内心感触是复杂的，失落，家庭的破碎，理想的离我越来越遥远，未来还在迷茫也许会更加迷茫。

08宪章的修改为“推动中国宪政宣言”

宪章　　宪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harter)是指国家间关于某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一般规定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组织机构、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以及成员国的权利义务等，属于多边条约的一种，如《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等。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日渐）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是剥夺人的权利、（与自由）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强权政治）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走向)文明、建立民主，（宪政）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都没有改变专制制度的腐朽）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长期被窒酷的思想开始对制度的思考）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刘晓波

刘晓波获奖后我的活动。

刘晓波获奖后我的活动。
2010年10月8日一个不寻常的一天，伦敦的早晨我在与新西兰已经晚上的朋友通话，我们在谈我当年在劳改队的情况和现在仍然在那里的哈达先生，我们边谈边关注着挪威首都奥斯陆的那里的颁奖情况，这时一个消息传来，“2010年诺贝尔和平授予在狱中的刘晓波先生”，新西兰那边的朋友兴奋的欢呼起来，同时也中断了通话，我拿起来电话打给在工作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写了《刘晓波获诺奖意义深远》的短文，发到了网上。我也亢奋的久久不能平静，其实我已经两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在颁奖前的大约10个小时的时候，我预感的刘晓波会获奖，我冒然在独立评论写了一个《刘晓波已经获奖了》的贴，后有网友提出这是在诱导。在伦敦时间凌晨4点，我给美国纽约的朋友发gmail短消息说：刘晓波虽然入狱，但有一个好妻子在惦念着他，有你们这些忠诚的朋友在弃而不舍的奔走呼救，这比获奖重要的多，晓波获不获奖已经不重要了。但综合的因素诺奖终于还是落在了刘晓波的身上。

对于关注中国制度的我感觉怎么也得找些朋友说是庆祝也好，讨论也好，反正是希望能听到其它中国人和笔会内部人的看法吧，明天就是周末，我给一些朋友打了电话，我也愿意把我家腾出来供大家七嘴八舌的研讨，可找遍了伦敦的朋友都不置可否的回避了，朋友说联系中文独立笔会的伦敦领导，但过去一个月了也没有回复，真是很失望。不过我在网上看到这些笔会的人还是很辛苦的奔波在世界各地开会，一个朋友告诉我刘晓波获奖就是他所领导的笔会不断在世界各地开会的结果，这话我听了只是一笑，我是不相信这个笔会能有这么多钱象中共的旅游会议一样的到各地开会。
  
    虽然这些笔会的朋友没有请到，但我还是找到一些不是笔会，也不出名的关心中国制度的朋友，周日朋友买单找了一个饭店进行了关于刘晓波获奖与中国制度的讨论，朋友也帮找几个伦敦大学学政治专业的留学生一起来交流，我们就边吃边聊，留学生认为：“刘晓波获奖对中国起不到什么改变的作用，只是会使更中国人认为是美国操控的刘晓波获奖来干涉中国”。我认为：“世界人都可以批评中国错误，因为我们是人类世界的一员，我说中国的所有问题终归是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饭店很快就下班了，我们的讨论也就结束了。这些朋友和留学生都告诉我不要公布他们的姓名，我答应了他们，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说，希望我们的讨论20年后还能记在你们的脑海中。他们说会的。
  
    我回家的路上想，也许中国的未来就是今天这些在伦敦大学学政治法律的留学生。

正义，谁为你埋单？

正义，谁为你埋单？ 宋 圭 武  正义 你是自由之神 你是爱之神 你是平等之神 你是幸福之神 你是尊严之神 你是快乐之神 但正义 你也不是免费的 你甚至是奢侈的 也是豪华的 你是人生的顶级盛宴 你是天堂的最高宫殿 你是花中的最艳 为了你 有多少人为你抛头颅 有多少人为你洒热血 有多少人为你而歌 也有多少人为你而泣 正义 你也是腥风血雨中孤独的花 有多少强奸犯 将你粗暴糟蹋 将你残酷蹂躏 又有多少骗子 将你坑蒙拐骗 将你威逼利诱 还有多少傻子 也在你身上 浑水摸鱼 占尽便宜 正义 你从古老中走来 你满身已是疲惫 你满身已是伤痕 你眼中的泪 已经流淌了许久 但你心中的血 仍然沸腾 你嘶哑 你呼唤 快赎我回家 快给我力量 快赶走我身边权力的恶魔 快赶走我身边妓女的骚扰 快赶走我身边傻子的蛮缠 快赶走我身边金钱的邪教 但问题是 正义啊 谁为你埋单？ 谁为你赎身？ 谁给你力量？ 因为你太顶级 因为你太巍峨 因为你太美丽  所以 少数人虽为你鞠躬尽瘁 虽为你死而后继 但终究势单力薄 终究你仍孤独 终究你仍苟活 终究你仍被魔鬼重重包围 正义 你是自由之神 你是爱之神 你是平等之神 你是幸福之神 你是尊严之神 你是快乐之神 正义 你呼唤着 快吧 给我埋单 赎我回家 给我力量 我会给你真正的自由 我会让你拥有深沉的爱 我会为你铺平通往平等的路 我会给你永久的幸福 我会让你找回失去的尊严 我会让你永远快乐 正义 谁为你埋单??? 附录： 杜甫：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政编码：730070    作者职称：教授      e-mail:gssgw007@sina.com

政治罢工与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罢工与政治权利和自由

任何罢工都具有程度不一的政治性，因为罢工会影响一国的经济运行甚至动摇一国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又是国家的生存基础，而纯粹政治罢工区别于其他形态罢工关键是其目的为特定政治主张，其对象直接或间接指向国家机构，依据其施加政治压力的强弱又可分为强制性政治罢工和示威性政治罢工。在人权框架中，“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核心权利”，因此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以及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等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被各民主国家的宪法所广泛地确认与保障，但是，各国罢工权立法上又不约而同的将政治罢工排斥在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政治罢工将严重破坏宪政秩序，尤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制性政治罢工，若放任自流，则等于罢工者享有凌驾于其他利益团体之上的特权，使国家机器丧失其整体公民利益的代表性，并进而沦落为贯彻和执行罢工者意志的工具；其二，政治罢工，即使示威性政治罢工，也势必影响独立第三者利益，例如作为与冲突不相干的企业往往在经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受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其三，受宪法保护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足以保证政治诉愿的自由表达，因此无须求助于成本过高的罢工行动。

回答艾马恩：怎么看待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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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政改春秋梦

民间政改春秋梦: "



中国古代有一个笑话：两兄弟盛好饭，一齐问父亲：”爸爸，就什么菜下饭？ 父亲指了指悬挂在饭桌上的腌鱼，说：”你们看一眼腌鱼，吃一口饭吧！”

看了一阵，弟弟忽然嚷起来：”爸爸，哥哥多看了两眼。” 父亲说：”咸死他！”



最近，于建嵘博士等有志之士，都在提出自己的政治改革设计方案，笔者对这些人都很尊敬，他们所言，均很有见识，唯一他们没想到的是，政治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打，既可以理解为战争，也可以理解为博弈，残酷的政治斗争，社会运动。



翻翻不远的历史，老蒋曾经有机会可以搞政治改革设计，当时的政改条件比现在好多了，有真正的反对党，有美国的影响，然而，抱着一篇，“不妥协，故无憾“的雄心，认为，自己总归能扫平对手，再来训政，老蒋失算了，靠多年后的小蒋才搬回一局。



研究拉美民主化之路的美国学者总结，拉美威权政治会开始改革，是在以下条件下才可能：1，动员大众力量对抗精英政治有利于解决内部政治斗争；2，接受大众参与政治对其政权代理更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且比镇压成本低，3，统治阶层认为在民主化改革中，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失去更少；4，在（需要外援时），这些改革能让外援感到满意。（《在专制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拉美的民主化历史》Drake

Paul z著，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当然，这种未必是标准化模式，但是八九不离十，以前老蒋的对手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人都是理性动物，都会算计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于没有足够的外在压力，执政精英是不会自动搞什么政改的，在翻翻晚清的历史，什么钦定宪法大纲，皇族内阁，最后，还是要靠武昌起义的炮声和各省的反叛。拉美和中国，相隔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洋，然而，如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业，此理同也。



如北大张千帆教授所言，经济改革，是双赢的，民众得益，政府得益，官员也得益。而政治改革是零和游戏，民权伸，专权抑，多一份民权，必少一份专权。这种改革，要从割肉的一方自己启动，岂是一种常理所能想象。别提戈尔巴乔夫，如果你仔细去看苏联的改革历程，基本面，也是在内忧外患下启动，在失控下走成现在的半威权体制，当然，笔者，不否定戈氏的个人新思维的一些作用，没有叶利钦的釜底抽薪，亚纳耶夫的政变，戈氏未必肯走那么远，戈氏后来走向保守，才给了叶利钦的自由空间。



因此，常理来说，启动政治改革是在民间的一方，而民间的一方所给予的压力，未必是向上面提出政改设计方案，说实话，就算上面真的要改，而且认为你说的对，被你说出来，就变成上面没智慧了，你说从哪里开始改，他即使认同，也认为会丢面子，反而悔从其他地方改起，显得自己有主动权。这热面孔贴上冷屁股。这些民间政改设计师（我友石扉客用词），注定是没有回音的。说实话，小平同志的经济改革设计师称号，也是事后才封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启动，先是小岗村，后是要吃粮，找XX，要吃米，找万里等实践经验总结后，才出来的。当然，小平作为的经济改革开放总舵主是得到全世界很高评价的。



最幼稚的政改思维，莫过于将XXX一分为二。其不知，一分为二，谁愿意坐在台下？谁会愿意一分为二？兄弟睨于墙，对外来抢权的，会一致对外的。关起门来，不管饼多少，分的人总归只有自己几个人，一旦开门揖盗，这饼，有多少人会来分！这种幼稚思维，居然在中国大行其道，真是荒唐。另外一个思维是D内民主，这也是不可能的，现在D内那么多人，入D那么容易，如果搞真民主，等于全体民主，搞假民主，又有什么意义？



启动政改的按钮在民间，和平转型的决定权在上面。上面该做什么，可以说，叫进谏；民间该做什么，恐怕不能说，说了是颠覆。但是，考察政治改革的启动，不要听什么口号，只要看一个试金石，有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说实话，市场经济是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让民众得益。政治改革，也一样，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让老百姓挑挑拣拣，看看，谁是烂苹果，谁好咸鱼。



而现在，民间政改师就是看咸鱼哥哥和弟弟，考虑咸鱼的吃法，而吃饱了的父亲（掌权人），对于这种多看几眼的游戏，也会在肚子里笑骂一句，闲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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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随笔：新领袖“不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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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平

BBC中文网

奥巴马说他是基督徒，而且，信教是“出于自觉自愿”。

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墨西哥州走访基层，被民众问及宗教信仰这一敏感问题。奥巴马说他是基督徒，而且，信教是“出于自觉自愿”。

奥巴马说，成年后，他受到感召自愿皈依。

有评论人士立刻指出，中期选举在即，总统大选还差两年，现在奥巴马人气不够旺，感觉有必要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信仰。还有人说，这是奥巴马在努力消除人们对他信仰的误解。8月一项民调显示，20%的美国人认为他是穆斯林！

不管你怎么看，有一点很难否认，在美国，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胆敢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话，必败无疑。

虽然美国政教分离被写进宪法，但事实是，公众和媒体继续对竞选主要政治职位的候选人施加“信仰检查”。当然有不信上帝的人进入国会，但是，他们通常都会闭口不谈缺乏信仰，用一句“这是私事”来搪塞。

火线出柜

米利班德是犹太后裔，父亲生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英国政坛好像就不一样了。三大党魁中有两个坦言不信上帝，另外一个虚虚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是在9月底，在BBC广播五台的一次直播采访中，主持人问新当选的工党领袖米利班德，你信上帝吗？米利班德火线“出柜”，坚定地回答，“不信”。

回想米利班德当选前，兄弟战如同肥皂剧，让大批记者浪费无数笔墨；当选后又因为未婚同居、非婚生子，惹来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一番热议。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坦言不信上帝，几乎没有溅出几个水花。就连右翼的流行小报，都未能煽动起基层民众的大怒、震惊。

一位评论人士甚至形容，米利班德的“忏悔”落入了“聋子的耳朵”。

“忽隐忽现”

保守党领袖、首相卡梅伦以及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也都在公开场合表述过对上帝不怎么感冒。

英国大党领袖的宗教信仰

• 
  卡梅伦：有信仰，但“时隐时现”

• 
  克莱格：无神论者
  

• 
  米利班德：无神论者
  

克莱格两年多以前刚当上自民党党魁时，曾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我是无神论者”。当时，圣公会领袖威廉姆斯主教第一时间表态，欢迎克莱德的诚实和公开。

后来出的事，在我看来很奇怪。没有多少异议、也没看到来自党内的什么压力，克莱格还是立刻找补“特别尊重信神的人”、“老婆孩子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一言已出，他已经在公众眼中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越描只能越黑。其实，这并没有妨碍他坐上二把手交椅。

至于卡梅伦，就更有意思了。当《卫报》有记者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卡梅伦回答，自己信基督教（圣公会），但是并不定期去教堂。他的信仰“犹如在（牛津郡）乡下听调频台Magic FM（伦敦一家以轻松浪漫、老歌为主的电台），时有时无、忽隐忽现”。

好一幅轻描淡写、浪漫自如！

“免谈上帝”？

我们在电视上、广播中听过无数次，美国总统讲话，最后总要来一句“上帝保佑美国”或者“上帝保佑美国人”。

布莱尔离开唐宁街后创建了“信仰基金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布朗“信神”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没有看到布莱尔在宣布对伊拉克开战时手捂胸口祈祷“上帝保佑”。套用布莱尔在位时很有影响力的唐宁街舆论顾问坎贝尔的一句名言，“Wo don’t do God”（免谈上帝）。

这恐怕也是因为，对于政客宣称信仰给了自己指点或者动力，英国人一直就显得更加冷静保守、甚至疑心重重。

此次米利班德“出柜”忏悔落入聋子耳中，还有评论人士慨叹，在米利班德兄弟居住的那片北伦敦时尚住宅区，如果你想混入自由、新潮的“知识分子”行列，有信仰，会让你很难堪；信上帝，说不定会被人看成“偏执”！

布莱尔离开唐宁街后明确说过，在他首相任期内，信仰一直“十分重要”，之所以没有公开谈过上帝，是怕选民把他当“疯子”（nutter）。卸任后，布莱尔已经转信天主教，在最近出版的自传中坦言写道，“其实，我对宗教一直就比对政治更感兴趣”。

言多语失？

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无神论，表明宗教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

有人认为，信仰应该彻底走出政坛。

甚至有人提议，宗教就应该彻底远离政治。用平等、人权作为出发点来管理国家、社会，总比用宗教法规更公平。

但是，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表示信仰基督教。根据2001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基督徒比例占71.75%，“没有信仰”的人只14.81%。

米利班德、克莱格怎么就成了无神论者？坦率直言会不会未来失去几多选票？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但是我猜想，他们的顾问在听到老板的无神论宣言后，恐怕都捶胸顿足，心中暗骂，言多语失，您干嘛不就说一句，“我希望竞选的是首相，不是主教”？

（苏平 2010年10月12日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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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随笔：新领袖“不信神”？

英伦随笔：新领袖“不信神”？: "

苏平

BBC中文网

奥巴马说他是基督徒，而且，信教是“出于自觉自愿”。

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墨西哥州走访基层，被民众问及宗教信仰这一敏感问题。奥巴马说他是基督徒，而且，信教是“出于自觉自愿”。

奥巴马说，成年后，他受到感召自愿皈依。

有评论人士立刻指出，中期选举在即，总统大选还差两年，现在奥巴马人气不够旺，感觉有必要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信仰。还有人说，这是奥巴马在努力消除人们对他信仰的误解。8月一项民调显示，20%的美国人认为他是穆斯林！

不管你怎么看，有一点很难否认，在美国，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胆敢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话，必败无疑。

虽然美国政教分离被写进宪法，但事实是，公众和媒体继续对竞选主要政治职位的候选人施加“信仰检查”。当然有不信上帝的人进入国会，但是，他们通常都会闭口不谈缺乏信仰，用一句“这是私事”来搪塞。

火线出柜

米利班德是犹太后裔，父亲生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英国政坛好像就不一样了。三大党魁中有两个坦言不信上帝，另外一个虚虚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是在9月底，在BBC广播五台的一次直播采访中，主持人问新当选的工党领袖米利班德，你信上帝吗？米利班德火线“出柜”，坚定地回答，“不信”。

回想米利班德当选前，兄弟战如同肥皂剧，让大批记者浪费无数笔墨；当选后又因为未婚同居、非婚生子，惹来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一番热议。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坦言不信上帝，几乎没有溅出几个水花。就连右翼的流行小报，都未能煽动起基层民众的大怒、震惊。

一位评论人士甚至形容，米利班德的“忏悔”落入了“聋子的耳朵”。

“忽隐忽现”

保守党领袖、首相卡梅伦以及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也都在公开场合表述过对上帝不怎么感冒。

英国大党领袖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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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梅伦：有信仰，但“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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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格：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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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利班德：无神论者
  

克莱格两年多以前刚当上自民党党魁时，曾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我是无神论者”。当时，圣公会领袖威廉姆斯主教第一时间表态，欢迎克莱德的诚实和公开。

后来出的事，在我看来很奇怪。没有多少异议、也没看到来自党内的什么压力，克莱格还是立刻找补“特别尊重信神的人”、“老婆孩子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一言已出，他已经在公众眼中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越描只能越黑。其实，这并没有妨碍他坐上二把手交椅。

至于卡梅伦，就更有意思了。当《卫报》有记者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卡梅伦回答，自己信基督教（圣公会），但是并不定期去教堂。他的信仰“犹如在（牛津郡）乡下听调频台Magic FM（伦敦一家以轻松浪漫、老歌为主的电台），时有时无、忽隐忽现”。

好一幅轻描淡写、浪漫自如！

“免谈上帝”？

我们在电视上、广播中听过无数次，美国总统讲话，最后总要来一句“上帝保佑美国”或者“上帝保佑美国人”。

布莱尔离开唐宁街后创建了“信仰基金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布朗“信神”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没有看到布莱尔在宣布对伊拉克开战时手捂胸口祈祷“上帝保佑”。套用布莱尔在位时很有影响力的唐宁街舆论顾问坎贝尔的一句名言，“Wo don’t do God”（免谈上帝）。

这恐怕也是因为，对于政客宣称信仰给了自己指点或者动力，英国人一直就显得更加冷静保守、甚至疑心重重。

此次米利班德“出柜”忏悔落入聋子耳中，还有评论人士慨叹，在米利班德兄弟居住的那片北伦敦时尚住宅区，如果你想混入自由、新潮的“知识分子”行列，有信仰，会让你很难堪；信上帝，说不定会被人看成“偏执”！

布莱尔离开唐宁街后明确说过，在他首相任期内，信仰一直“十分重要”，之所以没有公开谈过上帝，是怕选民把他当“疯子”（nutter）。卸任后，布莱尔已经转信天主教，在最近出版的自传中坦言写道，“其实，我对宗教一直就比对政治更感兴趣”。

言多语失？

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无神论，表明宗教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

有人认为，信仰应该彻底走出政坛。

甚至有人提议，宗教就应该彻底远离政治。用平等、人权作为出发点来管理国家、社会，总比用宗教法规更公平。

但是，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表示信仰基督教。根据2001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基督徒比例占71.75%，“没有信仰”的人只14.81%。

米利班德、克莱格怎么就成了无神论者？坦率直言会不会未来失去几多选票？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但是我猜想，他们的顾问在听到老板的无神论宣言后，恐怕都捶胸顿足，心中暗骂，言多语失，您干嘛不就说一句，“我希望竞选的是首相，不是主教”？

（苏平 2010年10月12日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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