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星期四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监狱记忆
监狱的记忆
我因在看守所长时间的折磨，健壮身身体已经骨瘦如柴，看守所看奄奄一息的我很危险，就通知家里给我拿钱看病，家里人来看我只能距离10米，我躺在铁床上，戴着手铐脚镣，鼻子插着氧气，手脚都扎着吊针。我母亲给了看守5仟看病钱后才允许我12岁的女儿来到我身边看看我。
因大病后身体虚弱，看守所通知家里让给我送一些钱，在里面定一些饭，（送的钱看守所要扣一半），9月母亲最后一次来看我，也是我和母亲的人生最后一面。母亲给了我一仟元让我买些食物保护好身体。
2000年9月我从内蒙包头古城弯看守所押送到内蒙东部的赤峰监狱，一路手铐脚镣，在快要到赤峰站，押送我的3个警察，把我身上的现金物品和一条中华烟全部抢走，赤峰监狱来火车站接的我，我被送到的是赤峰监狱第2监区，在赤峰红山区八家村。
刚到监狱也很陌生，有几个犯人看守着我，天快要黑的时候，犯人劳动都收工回来了，因为监狱不允许有表也不知到几点钟，这时我被10几个犯人围了起来，我不知到他们要干什么，我以为他们要打我，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没在呼。过了一会来个犯人说要给我剃头，因为我的那时我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了，我被按下，蹲着剃头，因理发推子不快，每根头发都象薅下来一样，很痛。啃啃巴巴的把头剃完，这10几个人也就都散去，这时剃头的那个犯人告诉我，都是等着按着我剃头的，因为我比较老实，头还算好剃。他问我认识哈达吗？我说，听说过，但没有过接触，他说哈达因搞内蒙古独立被判15年，哈达因不让剃头和胡子，就被管教领着一群犯人象杀猪一样按在地上硬是把哈达的头和胡子给剃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听到了哈达的名字。
新的炼狱开始，每天有3个犯人24小时前后跟着我，我很不习惯，也不明白，我向监狱提出了抗议，监区长告诉我，对政治犯这是必须的，后来这3个犯人告诉我，他们以前就是这样跟着哈达的，哈达是我到监狱的那天上午转到入监队，也是赤峰监狱3监区。
很快我被安排出工劳动，我被分配到四中队，地毯车间，我们主要是生产出口欧美国家的地毯，每天5点起床出工，晚上11点收工，很快进入寒冷的冬季，赤峰的冬天异常寒冷，春节三十的晚上西北风夹着雪花，40人挤在20平米的互相取暖，他们告诉我去年这个时候，他们3人和哈达在一个小屋，屋里面滴水成冰，被冻得无法睡觉，只能在屋里跳跳来暖和一下身体，比我还要苦，我好似看到了哈达挨冻的情景。
下午5点是监狱点名的时间，2003年3月6日的下午，在点名的时候，有个监狱的指导员姓岳，犯人都称：岳指导，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政治犯，我回答他说，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承认我犯罪了。这个岳指导听了我的话，暴跳如雷，上来就动手打我，边打边说，你不犯罪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嘴硬，随后他召集了一群犯人按住我，开始用电棍电我。我高喊，我没罪。监狱管教张挺华叫犯人把我押进小号“也称禁闭室”。
到了小号，按监狱的规矩，我戴着手铐脚镣被吊在了铁门上，脚下踩着角铁，地下都是冰水。这个岳指导问我还认罪嘛，我闭著眼睛，这个岳指导就开始晃动铁门，我的手铐脚镣都随着晃动的铁门开始抖动起来，手腕和脚腕都开始流血，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岳指导晃累了走了，晚上吃完饭，岳指导喝了点酒，又来到了我被吊着的铁门前，用电棍点着我的头说，我在伙房（犯人吃饭的地方）拿了点米，面，油你还看着了，是吗？你还要告我，呵呵！你不看看你是干什么的，你是犯人，说着又拿电棍点点我的头，说：他妈的，早就想收拾你了，你也太狂了，还要监督我们，现在就给你点颜色，让你知道监狱的管理制度，电棍冒着火星有开始电我。
夜里教导员张挺华来到我面前，对我说，你不是要告监狱死了很多犯人的事吗。我现在就是对你的处罚，一是，不认罪，不服从管教，二是，违规搜集监狱材料，给监狱造谣。三是，平时有煽动对党不满的言论。张说，现在我就让你知道监狱的惩罚，电棍劈劈啪啪冒着火星在我身上开始乱捅。
3天后我被从铁门卸下来，押在一间很小的水牢里。大小便都在这1,6平米的水牢里，每天只能有一小碗的稀饭。
两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这时一个犯人悄悄的对我说，你很幸运没有对你动刑床，我在入监队，看到哈达也是不认罪，被上了7天刑床，差点被折磨残废。
我被分配新的劳动，打扫厕所卫生，一个月后又强迫去地毯车间劳动，中队长叫于长昆，有事没事就拿电棍在我眼前晃晃，进行恐吓我。
有一天他拿着电棍到我身边，我没有注意到他，他很生气，就让几个犯人架着我，把一根电棍从我的脖领伸进去，另一根电棍架在我脖子上开始电，我因一天没有吃饭，在加上干活的劳累，一下就被电昏了过去。于看我昏了过去，就叫犯人拿一捅捅凉水浇我。我醒后浑身都湿了，地上也都是水。
从此我也抱着一死的决心，任他们折磨吧，我开始拒绝出工劳动，也不吃不喝。3天后于长昆来和我谈心，我说，你们就整死我吧，我也不愿意这样活着遭罪了。
为了诱惑我吃饭，他们叫犯人每天在我面前泡方便面，（方便面是监狱的美食），7天后我也禁不住方便面的诱惑，但我也有条件，让管教和我谈，我提出不在出工劳动，监狱答应了我的条件，我在那天吃了最难忘的美食方便面。
一个新来的犯人又告诉我，哈达转到了一大队（也称：一监区），他被电了很多次，现在已经被折磨的很瘦了，他说，哈达要比你遭的罪，受的折磨多。
2003年12月29日我踏出了赤峰监狱漆黑的大铁门。
后记：张挺华领导下，许许多多犯人被折磨死亡，为此张挺华多次立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现在被晋升为监区长。
2011年11月14日星期一
与西方人谈艾未未
周末的下午在BBC转角的一家百年历史的小餐馆与两位BBC朋友共进午餐，伊萨贝拉是个漂亮的女士一头金黄的卷长发，会说很生硬的中国话，她去过很多次中国，一谈中国她很兴高采烈，她说她对西安的兵马俑最感兴趣。男士戴维，他说他是马来西亚人，在英国已经4代了，爷爷那辈就只能说英语了，他说他的祖上应该是中国广东人。我们聊了很多话题，话题中谈到了艾未未，我问他们的看法。
伊萨贝拉女士说：她是在网上看到的，艾未未是中国现代艺术家，对艾的艺术还不是很了解，我用电脑展示了艾未未的艺术。
1,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 葵花籽。
女士很高兴说，这没多的葵花籽啊！她说她从小幻想着有这样多的瓜子，花生和各种水果蔬菜象石子一样铺在马路上，一定很美。很可惜艾的这些作品虽然在英国但是却不能公开参观，据说是检测有毒和其它一些有害的污染，所以被禁止展览。
2,艾未未的裸照和一虎八奶图：我问他们怎么看这样的艺术。
戴维说这是中国的艺术和现代流行文化，我不能理解，说这是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呢？
戴维和伊萨贝拉都说，西方尤其是英语的国家，比如，英美国家都是很传统保守的。这样性裸照和视频电视的开放在亚洲国家很多，在中国现在很受欢迎，我请他们能证明这一点。他们说到唐人街的那些按摩院看看都是中国人在表演着这样的文化，戴维补充说，我们去中国很多地方，也都感受到这样的文化在中国还是很受一些人欢迎的。艾未未的艺术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也有很多中国人支持艾。
3,“童话”，两人都很敬佩，组织一千人的旅行团，虽然是一个月的德国免费旅行，包吃保住，从一千人的签证，到万无一失回国，这真是个奇迹。这事只有中国才能出现的艺术。
4,“老马蹄花”：艾未未真厉害啊！又拍又照了那么多警察工作的视频，还和警察发生冲突，看这些警察都很尴尬。这是中国的现代艺术。我问，如果在英国这样的冲突和拍照并公布到网上会怎么样。伊萨贝拉说，英国是法律社会，这样的行为会被警察抓起来送到法庭的。
艾未未在中国没有因为这件事被抓，这样看，中国的新闻还是很自由是麻？但如果批评很大的官可能就不行了吧，在英国是批评官可以，但拍警察和普通公民就不能很随便了，这可能是东西方的不同。
我们又谈了艾未未现在的处境，介绍了艾未未正在被北京定偷漏税进行处罚，有许多网民都在号召为艾未未资助，今天看到一条网上消息说，艾未未已经接到865万资助。但可信度还不确定。戴维幽默的说，中国的民间受官方的影响，都吹牛，撒谎。中国也叫“放卫星”。伊萨贝拉说，英国最严重的犯罪就是有偷漏税的问题，处罚会很严厉的。我说，在中国可能就看人和公司的背景了。他们都好像对我说的不明白。问我很多为什么，我只能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
时间很快就60分钟了,从餐馆出来，戴维问我，艾未未sexual intercourse mother land（译：操你妈祖国），艾未未为什么要和很多中国人性交呢？我无法回答，只能说不知到。伊萨贝拉问我，如果未未不搞艺术，和支持他的人一起搞政治，会在中国有什么影响？我说，中国很复杂，如果很严肃的去谈民主会很少有人关注和支持，中国很流行一句话叫“忽悠”（flicker to deceive)。戴维说是中国的特色，我们都哈哈的笑后握手告别。
2011年11月7日星期一
捐款的故事
“捐款”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听到这个词就满脑子火，说：“这群搞所谓的义捐者都是不怀好意的骗子”，听着这话，虽然有些过激，但朋友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我的第一次捐款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运动，我与许许多多那时的青年一样，都是参与者，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把微薄的钱投入到捐款箱，希望微薄的力量能汇聚成巨大的洪流，摧毁那个独裁专制的腐朽制度。
随着领导者被下台囚禁，运动平息，那些捐款也成了逃亡者的路费和今后生活，经济发展的启动资金。
我的朋友是个普通的打工者，憎恨中共制度，他在辽宁的一家小报社工作，海外民主的呼声也影响着他，他也不断在互联网发中国民主变革的呼声，不久在他身边也汇聚了很多有共同理想的朋友，海外媒体也出现了对他的采访报道，随着发展引起了中共安全警察的注意，朋友被谈话，要求停止一切活动，交出联络人名单，朋友给予拒绝，其下出场，被判刑3年。事后朋友告诉我，我虽然一个人受刑，但没有连累其他人，他一生都很安心。
朋友于2010年刑满出狱，没有了工作，亲人笑话他愚蠢的民主理想，远离他，他在艰难中到处打工。
此时美国纽约的一家大酒店正在成立一家新的“中国民主党”。听说他们摆了豪华的宴席，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同道者，捧场助兴。参与大会者各个都西服革履，谈的话题都是怎么帮助在中国的民主事业，这个民主党的一个头目告诉我，“他们现在接受很多捐款，他们每月有5000美金资助那些国内因民主事业而受难的同胞兄弟”，我把我朋友的事告诉了他们，问是否符合资助的条件，他告诉我很符合，要求把，1,判决书，2,个人简历，3,银行帐号及联络电话和信箱。都寄给他们。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还是沈阳街头打工的朋友，朋友也很高兴，告诉我，如果能给一点资助，缓解暂时的困难，钱一定会还的。
我很快寄到这个民主党的有关人员，一个月后我问怎么没消息，他们告诉我在研究。我也告诉了还在打工的朋友。时间一晃6个月过去了，我的朋友问我捐款的情况，我也同样问美国方面怎么样了，告知，到下一个环节了，还在研究。
一年很快就结束了，我向美国方面询问捐款的事，他们告诉我，这事都已经忘了，等下一年在说吧。
朋友在监狱中被强迫重体力劳动，还吃不饱，一位正义的山西太原的人士给受难的朋友汇去1000元，朋友出狱后通过打工，把赚到的第一笔钱，寄到了太原资助者的帐户。
太原的朋友坚决不要，他坚决要还，在争执中我出面协调了。感谢好友的好意，决定我们在帮助下一个受害者。
朋友出狱最大的烦恼是，沈阳的共党警察不断找他，搞的他无法工作，他每换一个新的工作，都会有警察来找他，骚扰他无法工作，朋友几次看到警察来找他，他都跳窗逃跑，朋友向我讲述苦恼，我非常愤怒，我向朋友要了警察头头的电话，我向警察介绍了我，也说明了要说的意思，警察要了我的电话，说等研究一下，给我打回来。
大约2个小时我接到了沈阳警察的电话，很客气的告诉我，他们一定会尊重朋友的生存的权利。
年末朋友回家探亲，沈阳警察还特意派了2个警察护送，帮着朋友扛行李，朋友高兴的告诉我，看着这些平时志高气扬的警察给他扛行李，累的跟“憋肚子”样，他真好笑。朋友告诉我，他再去警察局，警察也都对他客客气气的了，警察头头告诉朋友说，他们知道许北方，很有骨头，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我听后很好笑，也不知道警察是什么意思。
今年初朋友因打工与老板发生了冲突，朋友告诉了我，我让他去找劳动局的监察科，他去了劳动局监察科，被撵了出来，我让朋友联系了一帮人去哪里抗议，我也打电话给他们科长，结果科长带队给解决了朋友的工资被扣问题。
朋友告诉我“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在团结联络各个方面的朋友，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发生作用。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开学伊始——怀念东北大学
今天又是到了开学的第一天，有升学的，也有新生，都怀着不同的心情踏入了学校的门槛，此时我想到了一所已经沦落的大学，我家乡的“东北大学”，我拿东北大学的往事，来比较今天的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大学的教育及校长的素质。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伦敦骚乱看英国社会制度与黑人文化
伦敦骚乱看英国社会制度与黑人文化
伦敦与8月4日在图屯汉姆（Tottenham)发生了骚乱，此消息迅速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广泛高密度的传播，并且越演越离普，现在官方论坛中出现了西方的宪政法治是糟粕，只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骚乱，只有我们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安定优越的论调，为此我不得谈谈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
骚乱事发的当天晚7点我有个朋友就是从图屯汉姆（Tottenham)乘123路车到我家，我住的地方离图屯汉姆也很近，他告诉我图屯汉姆又出事了。
为什么图屯汉姆总是出事呢？2009年因抢劫一人被捅伤，2010年一黑人抢劫被击毙，这次又是一个黑人青年持枪拒捕被击毙。
图屯汉姆这个区域是黑人和穆斯林（印巴，土耳其人为主）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这里的治安也是伦敦相对比较差的地方，但这里的住房和物价相对白人居住区要便宜的多，事件第2天我就到这地方购物，现在这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英国有完善的生活福利保障制度，有免费的医疗和住房保障，在英国你只要有他们的身份，你的衣食住行也就都有了保障，不在为生活担忧了，对于一个中国普通的百姓来到英国，那就享受到了天堂的感觉，美好的大自然环境，生活无忧，太幸福了！
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不满意英国的生活制度呢？并且不断抗议，发生打砸抢的骚乱事件，当我们这些新闻电视画面的时候，不知是否留意，这些抗议和骚乱的人主要是黑人和穆斯林，抗议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政府给他们更多的钱和更大的房子。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不工作，还要更多的钱和免费发的大房子住？呵呵！但在英国这样一个信仰上帝，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很正常的要求。
英国对犯罪的惩罚与中国比较，相对较轻，一个重伤害罪在中国要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甚至死缓。在英国也就2年，并且坐一半，也就是一年就释放了。杀个人一般也就4-5年，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的惩罚了。
英国的监狱对中国的监狱来说也是天堂，每个犯人住的监舍就象我们饭店的标准间，可以2个人一间，也可以一个人一间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有浴室，电视。监狱娱乐设施齐备，有篮球场，足球场，健身房，网吧游戏室，图书馆，各个科目的学校，应有尽有。
在饮食方面，一日三餐保证3菜一汤并配餐是3个苹果5个橘子等不同的水果，餐餐鸡鸭鱼肉，大米饭，面包随便吃。茶，咖啡，顺便拿。如果犯人不愿享乐，希望在这里做点工作，还能获得每小时5镑的工资报酬，可以用来在监狱的超市买任何日用商品，犯人进到这样的监狱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忧愁。我认识一些福建人被抓进监狱，他们说不想出来了，在英国的监狱养老也很好，可是英国根本就不可能允许他们长久呆在监狱，每关押一个犯人，英国政府就要给补贴每天100镑。对他们来说关押犯人成本太大了。
高度文明的监狱制度对不知羞耻的罪犯到成了度假休息的好地方，起不到对犯罪者惩罚的目的，在英国监狱大多都是黑人和穆斯林国家的人，纯正的英国白人很少不到0.1%。
英国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度，任何一个到过英国人都能感受到他们那种为人和善，彬彬有礼，有礼貌，有秩序的感受。但对一些黑人来说他们好像很厌烦这样的生活环境，他们更喜欢贴近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所以每次有点机会这些人就开始兴奋骚乱，舒展一下他们憋闷的性情。
有人说中国特色的制度很适合那些黑人很穆斯林，新疆，西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特色的监狱也会给他们很好的劳动改造成新人。
有些人不了解英国，还有一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的对伦敦这次骚乱得出种族和贫富不均，青年失业 弱势群体的结论，当你生活在英国，你每天乘坐地铁，火车，巴士你会看到70%是外来种族，他们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当你到BBC看看，大多也是黑人和印巴人的主播和记者编辑，当你到银行大多也都是这些人，英国在经过100多年的演进种族歧视已经不是他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类似这样的骚乱在英国是经常发生的，这次比较大，所以有了一些影响，大多都是一些无所事事的黑人青年，他们不去工作，拿着优厚的社会福利吸食毒品，他们以抢劫偷窃为乐趣，这样的黑人文化在世界任何一个黑人集中的地方都有，英国的法律又很轻松，对这些人起不到惩戒和震慑的作用，所以骚乱越演越烈，蔓延至今天发生的骚乱原因。
如果这事发生在北京就不一样，制度不同，目的也不同，中国人都很勤劳，忍耐，不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抗议和发泄，大多发生骚乱都是被压迫无奈的抗义。
中共的家规不会给这样的打砸抢的罪犯很和善和优厚的福利生活的保障，走进监狱半条命就没了，剩下的半条命也是生不如死，对无事生非的骚乱者绝不会用性命开这样的玩笑。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
高铁丑剧，中国悲剧（陈破空）
高铁丑剧，中国悲剧（陈破空）: "
“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报道频度不要太 密，要多报道感人事迹，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导。”
这是7.23“和谐号”高铁撞车惨案发生后次日，中共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出的“内部”指令。中宣部同时下令：各地媒体不得派记者前往灾祸发生地采访；已经派出的记者，要立即撤回。该部生恐疏漏，还亲自打电话给一些报社，点名要求召回记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知已经是多少次，由控制媒体舆论的中共最高主管部门－－中宣部发出的新闻报道禁令。
中共中宣部，及其种种离奇的禁令，犹存于二十一世纪，这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硕果仅存”的奇观。如果要对比，只能回到大半个世纪前的纳粹德国，或者，上个世纪的前苏联。而中共中宣部操纵与控制舆论的精细程度，又远胜纳粹德国与前苏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日，由中南海直接控制的中共四大喉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经济日报》，在其头版新闻中，对这一重大人命惨祸均只字不提，四大喉舌，不约而同地，都把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当作头版头条的“要闻”。
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诠释：号称“人民共和国”、自称“为人民服务”、宣称“以人为本”的中共集团，眼中从来没有人民，心中历来只有权力－－以抓牢军权，来抓牢政权。
为了政权，中南海无恶不作。7.23惨案发生后，中共的重点，不是救人，而是急于通车（利益至上）。事故发生几小时后，就宣布停止搜救，并急忙拆解、运走或就地掩埋脱轨翻覆的车厢。受害者家属悲愤指控：毁尸灭迹。
其实，毁尸灭迹，何止于今日？至少，从1989年“六四”屠城时就开始了，那是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当中南海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当中国社会失却了最起码的良知，毁尸灭迹，便成为中共惯技，国民中的“大多数”为之麻木，除非祸事降到自己头上（如川震中因豆腐渣学校而痛失孩子的父母、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如今，又增添高铁受难者家属）。面对懦弱、自私、明哲保身而如散沙一盘的国民“大多数”，中南海“高枕无忧”，愈发傲慢，终日忙碌的，就只有权力斗争，如何经营裙带关系，如何贯通官场生存术。
权力及权力斗争的背后，是既得利益。高铁丑闻，由来已久。今年2月，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共铁道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突然落马，被爆出受贿10亿、包养情妇18人的“部级”腐败新闻。原来，这个力主中国高铁大跃进，抛出“五纵六横八连线”大手笔的铁道部长，其精神动力，不过是贪污与受贿的天赐良机：浩大如天文数字的设备采购与项目招标，供他上下其手、游刃有余。
高铁陆续开通，当局大肆庆祝，却又闹出国际纠纷：日本指控，中国高铁，剽窃日本新干线技术。原来，自称“自主创新”的中国高铁，最早从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引进技术，并签下技术转让合同。高铁建设上马后，中方开始宣称，只使用了日、德、法等国部分技术，其他为中方“自主创新”。
利欲熏心而不择手段的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卖那套剽窃加“改造”的“中国高铁技术”，在贪腐部长刘志军的亲自忽悠下，先后有俄罗斯、巴西、以及东欧和中东等地国家，与中方达成购买中国高铁技术协定。日本川崎重工为此警告：它与中国政府达成的技术转让协定已载明，该技术仅限于在中国使用。
在回应日方的剽窃指控时，中共官员不仅矢口否认，而且反唇相讥，说日方“大言不惭”。中共官员宣称，中国高铁，比日、德、法等国的高铁，更先进、更舒适、更安全，并夸口道：“日本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无论速度还是舒适度，无论是线上部分技术还是线下部分技术，差距都很大。例如，（中国高铁）时速由原来的（日本新干线）250公里提高到380公里；脱轨系数由0.73降低为0.13……”
话音刚落，7月23日，中国高铁在温州脱轨，39人死亡，192人受伤（仅官方数字）。仿佛惟其如此，才能证明，中国高铁并没有完全抄袭日本新干线，否则，又何至于此？原来，中共的“自主创新”部分（如追尾警报系统。前车停驶16分钟后，竟仍然被后车高速追撞），不过又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反观运行已47年的日本新干线，仅于2004年新泻发生6.8级地震时，于震中发生脱轨事件，但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今年，日本东北发生9级大地震，行驶于震区内的新干线，自动断电并紧急煞车，虽经剧烈摇撼，却无一车辆脱轨，无一人员伤亡，创下“九级地震零事故”的世界高铁史记录！
中国高铁，从2004年陆续上马，到近年陆续投入运营，号称“速度快，竣工快，见效快”；尤其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仅三年建成，“打破世界记录”。但运行后，事故不断：晚点，无故断电，无故停驶，信号失灵……不一而足，直至列车追尾、相撞、脱轨、翻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
一部中国高铁丑剧（连续剧），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异的生动缩影：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要速度，忽视生命；只讲发展，无视人权；为求暴富，不惜偷窃（他国技术）。所有工程，成了当权者的政治工程、腐败工程、烂尾工程。从三峡大坝之祸到高铁之祸，无不是人祸，罄竹难书的人祸！
一个可笑而可耻的政权，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可笑而可耻的国度。至今，那些既得利益者，裹挟那些被洗脑的愚昧者，还死撑着这个政权，而且，他们有死撑的权利，别人却没有推倒、乃至批评的权利。这，才是中国的大悲剧；继续沉睡而沉沦的国民，所谓“大多数”，不也是中国大悲剧的同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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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丑剧，中国悲剧（陈破空）
2011-07-27
“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报道频度不要太 密，要多报道感人事迹，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导。”
这是7.23“和谐号”高铁撞车惨案发生后次日，中共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出的“内部”指令。中宣部同时下令：各地媒体不得派记者前往灾祸发生地采访；已经派出的记者，要立即撤回。该部生恐疏漏，还亲自打电话给一些报社，点名要求召回记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知已经是多少次，由控制媒体舆论的中共最高主管部门－－中宣部发出的新闻报道禁令。
中共中宣部，及其种种离奇的禁令，犹存于二十一世纪，这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硕果仅存”的奇观。如果要对比，只能回到大半个世纪前的纳粹德国，或者，上个世纪的前苏联。而中共中宣部操纵与控制舆论的精细程度，又远胜纳粹德国与前苏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日，由中南海直接控制的中共四大喉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经济日报》，在其头版新闻中，对这一重大人命惨祸均只字不提，四大喉舌，不约而同地，都把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当作头版头条的“要闻”。
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诠释：号称“人民共和国”、自称“为人民服务”、宣称“以人为本”的中共集团，眼中从来没有人民，心中历来只有权力－－以抓牢军权，来抓牢政权。
为了政权，中南海无恶不作。7.23惨案发生后，中共的重点，不是救人，而是急于通车（利益至上）。事故发生几小时后，就宣布停止搜救，并急忙拆解、运走或就地掩埋脱轨翻覆的车厢。受害者家属悲愤指控：毁尸灭迹。
其实，毁尸灭迹，何止于今日？至少，从1989年“六四”屠城时就开始了，那是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当中南海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当中国社会失却了最起码的良知，毁尸灭迹，便成为中共惯技，国民中的“大多数”为之麻木，除非祸事降到自己头上（如川震中因豆腐渣学校而痛失孩子的父母、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如今，又增添高铁受难者家属）。面对懦弱、自私、明哲保身而如散沙一盘的国民“大多数”，中南海“高枕无忧”，愈发傲慢，终日忙碌的，就只有权力斗争，如何经营裙带关系，如何贯通官场生存术。
权力及权力斗争的背后，是既得利益。高铁丑闻，由来已久。今年2月，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共铁道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突然落马，被爆出受贿10亿、包养情妇18人的“部级”腐败新闻。原来，这个力主中国高铁大跃进，抛出“五纵六横八连线”大手笔的铁道部长，其精神动力，不过是贪污与受贿的天赐良机：浩大如天文数字的设备采购与项目招标，供他上下其手、游刃有余。
高铁陆续开通，当局大肆庆祝，却又闹出国际纠纷：日本指控，中国高铁，剽窃日本新干线技术。原来，自称“自主创新”的中国高铁，最早从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引进技术，并签下技术转让合同。高铁建设上马后，中方开始宣称，只使用了日、德、法等国部分技术，其他为中方“自主创新”。
利欲熏心而不择手段的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卖那套剽窃加“改造”的“中国高铁技术”，在贪腐部长刘志军的亲自忽悠下，先后有俄罗斯、巴西、以及东欧和中东等地国家，与中方达成购买中国高铁技术协定。日本川崎重工为此警告：它与中国政府达成的技术转让协定已载明，该技术仅限于在中国使用。
在回应日方的剽窃指控时，中共官员不仅矢口否认，而且反唇相讥，说日方“大言不惭”。中共官员宣称，中国高铁，比日、德、法等国的高铁，更先进、更舒适、更安全，并夸口道：“日本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无论速度还是舒适度，无论是线上部分技术还是线下部分技术，差距都很大。例如，（中国高铁）时速由原来的（日本新干线）250公里提高到380公里；脱轨系数由0.73降低为0.13……”
话音刚落，7月23日，中国高铁在温州脱轨，39人死亡，192人受伤（仅官方数字）。仿佛惟其如此，才能证明，中国高铁并没有完全抄袭日本新干线，否则，又何至于此？原来，中共的“自主创新”部分（如追尾警报系统。前车停驶16分钟后，竟仍然被后车高速追撞），不过又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反观运行已47年的日本新干线，仅于2004年新泻发生6.8级地震时，于震中发生脱轨事件，但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今年，日本东北发生9级大地震，行驶于震区内的新干线，自动断电并紧急煞车，虽经剧烈摇撼，却无一车辆脱轨，无一人员伤亡，创下“九级地震零事故”的世界高铁史记录！
中国高铁，从2004年陆续上马，到近年陆续投入运营，号称“速度快，竣工快，见效快”；尤其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仅三年建成，“打破世界记录”。但运行后，事故不断：晚点，无故断电，无故停驶，信号失灵……不一而足，直至列车追尾、相撞、脱轨、翻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
一部中国高铁丑剧（连续剧），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异的生动缩影：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要速度，忽视生命；只讲发展，无视人权；为求暴富，不惜偷窃（他国技术）。所有工程，成了当权者的政治工程、腐败工程、烂尾工程。从三峡大坝之祸到高铁之祸，无不是人祸，罄竹难书的人祸！
一个可笑而可耻的政权，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可笑而可耻的国度。至今，那些既得利益者，裹挟那些被洗脑的愚昧者，还死撑着这个政权，而且，他们有死撑的权利，别人却没有推倒、乃至批评的权利。这，才是中国的大悲剧；继续沉睡而沉沦的国民，所谓“大多数”，不也是中国大悲剧的同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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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2日星期五
赖昌星的问题
众所周知，赖的“走私”犯罪是制度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制度性犯罪，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以及赖本人的文化水平法制观念局限，赖不应该承担如此重大的罪责，恐怕他当时根本都没想到自己是在重大走私犯罪，以为是国家政策允许，还以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呢。再就是后台问题，能够如此大手笔的走私，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除了军界的首要人物，具体的说邓小平才是最大的走私犯，正是他纵容和教唆了走私，走私活动就是在开放搞活的口号下开始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走私活动也受到了鼓励而升级了，那时候广东沿海地区从政府到百姓，几乎没有不走私的，连垃圾破烂服装都走私。真要细究起来，人人都是走私犯。
啥叫制度性犯罪？比如审判“四人帮”，就是审判制度性犯罪，纯属政治审判，和刑事犯罪没有一点关系，因为“四人帮”的“罪行”在文革中是合法的，而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不否定文革和毛泽东而审判文革罪，法理上就不通，名不正言不顺，不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却抓了四人帮替罪，不是在演戏吗？制度性犯罪，也包括国家或政府不便出面的，违反国际法的交易，比如贩卖军火，主要就是靠走私途径，不然塔利班的中国造武器是怎么得到的？赖昌星走私案也是这样，是在政府纵容默许下甚至是配合下进行的，不审判最大的走私犯邓小平等一干中共头子太子党，让一个屁民顶罪也是法理不通。如果赖走私了毒品军火和人口，那他就是大坏蛋没商量，问题是赖的走私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连党和政府，军队都沾了光，邓小平还混了个总设计师的美名。现在又回过头来抓人家大坏蛋，抓替罪羊卸磨杀驴，公平吗？
如果赖不走私芯片，恐怕中国的电脑生产还要晚几年，就不要说汽油这类“国拨物质”了，你要地方“步子再大一点”，怎么大？汽油等重要物质却由国家控制的死死的，巧媳妇难为无米炊，那就只能走私。到了朱沙皇那会儿，他就是个事后诸葛亮，因政治原因拿一个小老百姓开刀，赖昌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算什么大坏蛋？现在痛骂赖昌星大坏蛋的，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原载
啥叫制度性犯罪？比如审判“四人帮”，就是审判制度性犯罪，纯属政治审判，和刑事犯罪没有一点关系，因为“四人帮”的“罪行”在文革中是合法的，而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不否定文革和毛泽东而审判文革罪，法理上就不通，名不正言不顺，不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却抓了四人帮替罪，不是在演戏吗？制度性犯罪，也包括国家或政府不便出面的，违反国际法的交易，比如贩卖军火，主要就是靠走私途径，不然塔利班的中国造武器是怎么得到的？赖昌星走私案也是这样，是在政府纵容默许下甚至是配合下进行的，不审判最大的走私犯邓小平等一干中共头子太子党，让一个屁民顶罪也是法理不通。如果赖走私了毒品军火和人口，那他就是大坏蛋没商量，问题是赖的走私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连党和政府，军队都沾了光，邓小平还混了个总设计师的美名。现在又回过头来抓人家大坏蛋，抓替罪羊卸磨杀驴，公平吗？
如果赖不走私芯片，恐怕中国的电脑生产还要晚几年，就不要说汽油这类“国拨物质”了，你要地方“步子再大一点”，怎么大？汽油等重要物质却由国家控制的死死的，巧媳妇难为无米炊，那就只能走私。到了朱沙皇那会儿，他就是个事后诸葛亮，因政治原因拿一个小老百姓开刀，赖昌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算什么大坏蛋？现在痛骂赖昌星大坏蛋的，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原载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
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中共是人类史上的最大犯罪团伙（刘青）
中共是人类史上的最大犯罪团伙（刘青）
2011-06-17
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犯罪团伙，这是国际、国内对中共深有了解人的共识。有意思的是，中共自己公开的资料也证实大陆最大的犯罪群体，也是中共官吏。而中共官吏中犯罪比例最高的，则是专门惩治犯罪的公检法机构官吏。
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年年向两会所做的报告，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年至2003年的报告数据进行计算，得知大陆普通民众的犯罪率为四百分之一，而中共大小官吏的犯罪率是二百分之一；中共公检法机构执法官吏的犯罪率是百分之一点五。这就是说，中共官吏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两倍，而公检法机构的官吏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六倍。
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2005年的报告中说，社会各群体犯罪率的增幅分别是：普通民众的增幅是9.5%；国家机关官吏犯罪率的增幅是17.8%；因为中共官吏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是13.3%。
其实中共自己所承认的犯罪数据根本不可信。第一，因为中共所有的数据从来就是虚假谎言，是中共为各个时期、各种需要而随意编造的；第二，官吏犯罪，尤其是侵犯民众权益和贪腐，中共不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是放纵。因为中共官吏在这两方面几乎无官不犯罪，而能够进入中共犯罪统计的官吏，微乎其微。所以，中共在两会报告中的数据挂一漏百，实在不能说明中共官吏犯罪率的真实状况，在大陆，不仅是官吏，就是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
能够被中共当局杀鸡儆猴、抓捕审判的犯罪官吏，其实只是权力斗争中倒势一方中的失败者、以及没有狠、硬靠山、又碰到风口上的倒霉蛋。在中共内部，只要有足够的权势、或者靠山，即使全世界公开追究的犯罪，也跟没事一般、一声不吭；有人在网上揭露和声讨，却被中共以“诽谤罪”关入监狱；中共为什么不去控告大肆报道的国际媒体？
所以中共从权势核心到一般基层官吏，即使依照他们自己所谓的法律，也难得有不犯罪的。虽然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也证明，中共官吏是大陆犯罪率最高的群体，但是这报告说得过于轻巧了，远没有反映出中共犯罪的真相。
中共两高报告从本质来说，是掩饰中共本身即是暴力团伙；从犯罪个案来说，承认的也只是九牛一毛。之所以说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犯罪团伙，是根据中共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决定的。
中共的犯罪性质是无法无天、凶残暴虐、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中共凶残鼻祖毛泽东就厚颜无耻地说，他就是无法无天、并比残暴的秦始皇厉害百倍。中共即使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总是依照内外斗争的所谓需要，中共想怎么杀人、就怎么杀人，甚至头天晚上大肆抓捕，第二天就集体押往荒郊野外、机枪扫射；而且不论如何非法杀害，都是杀了白杀。
许多研究中共罪恶历史的学者指出，被中共残杀、迫害死亡的超过8千万人；大陆没有一个群体没有遭受过残害，甚至包括中共官吏群体本身。从土改、正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彭德怀、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严打和反精神污染、直至六四北京屠城等等，中共罪恶杀人的运动不断，每一次都是腥风血雨、惨死者难以计算。
也可能大跃进饿死4千万人，有人认为不是中共直接杀人。其实所以饿死人数有如此庞大，就是中共封堵村落、不许逃难，才造成整村、整村人饿死，这其实是最残暴卑劣的杀害，与中共的残杀民众相比，希特勒、斯大林都自叹不如。
所以，中共两会报告承认的最严重犯罪群体，远没有说出中共犯罪的真相，真相是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犯罪团伙。
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2005年的报告中说，社会各群体犯罪率的增幅分别是：普通民众的增幅是9.5%；国家机关官吏犯罪率的增幅是17.8%；因为中共官吏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是13.3%。
其实中共自己所承认的犯罪数据根本不可信。第一，因为中共所有的数据从来就是虚假谎言，是中共为各个时期、各种需要而随意编造的；第二，官吏犯罪，尤其是侵犯民众权益和贪腐，中共不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是放纵。因为中共官吏在这两方面几乎无官不犯罪，而能够进入中共犯罪统计的官吏，微乎其微。所以，中共在两会报告中的数据挂一漏百，实在不能说明中共官吏犯罪率的真实状况，在大陆，不仅是官吏，就是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
能够被中共当局杀鸡儆猴、抓捕审判的犯罪官吏，其实只是权力斗争中倒势一方中的失败者、以及没有狠、硬靠山、又碰到风口上的倒霉蛋。在中共内部，只要有足够的权势、或者靠山，即使全世界公开追究的犯罪，也跟没事一般、一声不吭；有人在网上揭露和声讨，却被中共以“诽谤罪”关入监狱；中共为什么不去控告大肆报道的国际媒体？
所以中共从权势核心到一般基层官吏，即使依照他们自己所谓的法律，也难得有不犯罪的。虽然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也证明，中共官吏是大陆犯罪率最高的群体，但是这报告说得过于轻巧了，远没有反映出中共犯罪的真相。
中共两高报告从本质来说，是掩饰中共本身即是暴力团伙；从犯罪个案来说，承认的也只是九牛一毛。之所以说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犯罪团伙，是根据中共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决定的。
中共的犯罪性质是无法无天、凶残暴虐、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中共凶残鼻祖毛泽东就厚颜无耻地说，他就是无法无天、并比残暴的秦始皇厉害百倍。中共即使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总是依照内外斗争的所谓需要，中共想怎么杀人、就怎么杀人，甚至头天晚上大肆抓捕，第二天就集体押往荒郊野外、机枪扫射；而且不论如何非法杀害，都是杀了白杀。
许多研究中共罪恶历史的学者指出，被中共残杀、迫害死亡的超过8千万人；大陆没有一个群体没有遭受过残害，甚至包括中共官吏群体本身。从土改、正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彭德怀、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严打和反精神污染、直至六四北京屠城等等，中共罪恶杀人的运动不断，每一次都是腥风血雨、惨死者难以计算。
也可能大跃进饿死4千万人，有人认为不是中共直接杀人。其实所以饿死人数有如此庞大，就是中共封堵村落、不许逃难，才造成整村、整村人饿死，这其实是最残暴卑劣的杀害，与中共的残杀民众相比，希特勒、斯大林都自叹不如。
所以，中共两会报告承认的最严重犯罪群体，远没有说出中共犯罪的真相，真相是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犯罪团伙。
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满腹牢骚何处发泄？大陆老百姓智慧无穷 政治段子满天飞
满腹牢骚何处发泄？大陆老百姓智慧无穷 政治段子满天飞
当年，周恩来舌战西方记者，特别是对「中国有无妓院」与「中国国库有多少钱」等刁钻问题的巧妙回答，一直脍炙人口。如今有好事之徒，模仿当年场景，撰写了一则让人啼笑皆非的政治段子。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还有放心食品吗？」总理思索片刻，镇定的回答：「有！」记者继续发难：「在台湾省？」总理回答：「还有一部分在中南海。」总理的机智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掌声经久不息。
一位记者问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人都穷吧？」大家关注总理怎样回答。总理肯定地说：「不是的！」全场哗然，议论纷纷。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当官的不穷。」顿时掌声雷动。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还有贪官吗？」总理思索片刻，镇定的回答：「没有！」记者追问：「真的？」总理镇定的回答：「还有一部分在台湾省。」总理的机智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荒唐背后 民怨滔滔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房价贵吗？」总理思索片刻，镇定的回答：「不贵！」记者继续问：「真的？」总理镇定的回答：「领导和红色企业家的经济适用房不贵。」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的影视行业有杰出人才吗？」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有！」记者继续问：「真的？」总理镇定的回答：「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干部个个都可以获奥斯卡大奖。」总理的自信打动了在场所有人，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还有清官吗？」总理思索片刻，镇定的回答：「有！」记者继续发难：「在香港？」总理依然镇定的回答：「大多数在八宝山。」总理的幽默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赞叹声四起。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还有言论自由吗？」总理思索片刻，镇定的回答：「有！」记者继续发难：「在台湾省？」总理镇定的回答：「还有一部分在精神病院。」总理的沉着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掌声经久不息。
记者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有性工作者吗？」总理淡定地表示：「没有。」全场哗然，记者再问：「真的没有？」总理咳嗽了一下，说：「那些都是失足妇女。」总理在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修养震撼了所有人。
老百姓的智慧无穷，这则政治段子虽然满口荒唐言，但谁能否认这不是荒诞的社会现实呢？一个政治段子的背后，是数不清的老百姓的牢骚与不满，但又有谁会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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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实况文字报道：中国媒体及国际广播研讨会
实况文字报道：中国媒体及国际广播研讨会: "
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Chatham House（也称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2011年6月3日联合举办研讨会，共同探讨中国媒体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广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以下是有关此次活动的实况文字报道摘要：
18:03 讨论结束。
18:02 李文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这种讨论和论坛，继续探讨媒体发展。
18:00 BBC中文总监李文做讨论总结发言。
17:57 BBC中文总监李文被问到公共媒体商业化问题，他认为应该让公众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公共媒体，因为BBC的真正老板是公众。
17:50 讨论仍在热烈进行。
17:41 李文表示，BBC中文网也努力开发新媒体，让公众通过手机、短信、微博等方法浏览。李文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更加自信，开放媒体。“国际媒体希望提供不同的声音和角度，让受众自行判断是非对错。”
17:38 有观众问，国际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服务于中国国内的受众?
17:35 李文强调，BBC对论坛的审查只是确保所发的帖子内容没有诽谤，绝对不是审查其内容的政治观点。
17:33 BBC中文总监李文解释说，由于受到英国法律关于诽谤的限制，BBC不能随意让网友自行在BBC的网站发贴、跟帖。
17:32 有听众问，BBC中文网等广播机构是否可以仿效中国国内网络媒体的“发帖、跟帖”功能?
17:24 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表示，他们没有感受到美国政府对美国之音的控制。
17:23 BBC中文总监李文谈到中国的敏感期，他表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制定的“敏感期”的限制。
17:22 戴雨果认为，中国很多记者的报道只是维护政权的稳定，没有挑战政府。
17:21 曾飙问戴雨果如何看待中国媒体没有“对抗”？
17:19 观众曾飙问在场的国际广播机构，如何看待中国的“敏感期”？
17:18 戴雨果表示，应尽量真实地报道，而不去参与（事件的本身）。
17:17 一位在伦敦亚非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讲师问戴雨果教授，如何解决新闻公正客观的矛盾。
17:15 戴雨果以英国人的角度说，英国人干预别人都没有好结果，因此最好不要干预。
17:14 一位女士问戴雨果教授如何理解“不要干预他国”。
17:13 讨论开始。
17:11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张晓玲教授发言结束。
17:10 ”外国媒体必须承认中国的变化和成功，必须承认多元化模式的存在。国际媒体应该了解受众的需要。“
17:08 ”中国的‘走出去工程’为中国各大媒体提供了提升扩展的机会。“
17:06 ”中国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中国媒体最大的挑战是（缺乏）公信力。“
17:05 ”中国政府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
17:04 ”在中国的媒体报道有敏感期，国内的媒体人员都知道怎么报道。在十八大前都是敏感期。“
17:02 ”中国的媒体必须维护一党制，引导公众舆论，树立（政府）形象。“
17:01 ”中国政府一直在作出调整，适应新局势。“
17:00 ”西方无论是学术性或者是新闻报道文章，都强化了一种看法想法，即在独裁的中国，提到媒体就离不开控制。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想法低估了自从1978年开始，中国媒体所经历的复杂的和不断的变迁。“
16:58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行为模式有别于西方。“
16:56 ”中国整体实力的发展，对西方有什么影响？“
16:55 ”全球化是否给与了中国一个机会以其独裁宣传影响世界？“
16:54 ”在过去几年内，有关中国媒体变迁的辩论焦点出现了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的辩论也开始放到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其它地区这一方面。“
16:53 俞力工发言结束。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张晓玲教授发言。
16:52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过程，随着市场经济化与新媒体的出现，舆论获得较大活动余地。然而，主流意识依然受政府主导，民营媒体也如西方社会一样，自动采取自律手段。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控制非常困难。“
16:50 ”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上也不断萎缩，并没有考虑公众的知情权。西方政府利用这种情况来控制信息。“
16:47 “西方媒体也会打压自己的记者，但方式不尽相同。”
16:46 “二战结束后西方媒体随其经济起飞一度蓬勃发展，尤其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新闻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6:44 “媒体，或为国家工具，或为企业营利手段，大体上，只存在所谓的自由媒体工作者，而没有自由媒体的存在余地。即便新媒体的出现，迄今也无法改变主流媒体决定主流意识的状态。”
16:42 俞力工就后冷战时期国际媒体的变迁说，外国也存在行政干预媒体的情况。
16:39 李文发言结束。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俞力工开始发言。
16:38 “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法广、加广等可以考虑共享资源开拓其它收入来源。”
16:37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可以通过内容合作进入中国市场。”
16:36 “应该利用社交媒体打破新闻限制。”
16:34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提供的内容应该更贴近受众需求。报道中国不应只局限于中国国内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应也是中国大陆受众关注的焦点。”
16:32 李文认为，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应该从对华广播变成国际媒体。”必须要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并在发展战略上进行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16:30 李文探讨了应对策略和举措。
16:29 “中文国际广播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而且面临着在中国大陆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主要依赖公共拨款的国际广播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16:28 “中文国际广播业的角色定位失去方向。由于中国官方长期干扰短波信号，再加上短波广播市场的萎缩，国际中文短波广播听众人数急剧下降。但也因为一直受制于中国官方的屏蔽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由于受到中国官方的政策限制，因此无法正常地获取第一手新闻信息。”
16:26 李文介绍中文国际广播业未来发展和挑战说，对于绝大部分中文国际广播同行来说，过去1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苦经营的情况下度过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有些甚至已在面对着长远的生存危机。总的来说，中文国际广播媒体普遍都面临着几方面的严峻挑战，包括受众的大量流失、市场影响日益下降、新闻采集受到限制以及财政资源严重缺乏等。
16:24 戴雨果教授发言结束。BBC中文总监李文发言。
16:23 “不是说不应该不报道艾未未被捕等新闻，而是说不应该一边倒地支持反政府力量。”“媒体应该平衡报道。西方记者应该小心不被政府和政客利用。”
16:22 “外国媒体参与中国的内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6:20 “英国小报对中国的报道比较负面。”
16:18 “有些外国媒体把中国妖魔化。但也有大的媒体也会理性地报道中国。”
16:17 “中国模式也有缺点，西方模式也有缺点。”
16:15 “西方将来不能再自以为是，不应该再干预别的国家内政。应该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光是只有西方的模式才成功。”
16:14 ”英国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与当权者作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权正在变化，反映了当前的发展。“
16:12 戴雨果教授探讨中国和英国的调查性新闻的异同。
16:10 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首先用普通话发言。
16:08 法国国际广播中文部主任陈彦介绍四位嘉宾。
16:05 中国媒体及国际广播研讨会继续进行。
15:33 会议休息。伦敦时间下午4时继续下半部分的讨论。
15:32 他强调，不会因为遇到阻力而改变报道方针，但是会调整方法。
15:31 张晶谈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在王府井采访时遭到中国当局的骚扰。
15:29 天安门母亲之友一位成员问，美国之音、BBC等国际媒体如果遇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如何应付？
15:26 张晶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情况，而是如何解释信息，如何作出政策反应。对于十八大以后的政治环境，目前还很难说。但在十八大前夕，中国的舆论环境会越来越紧。
15:22 伯明翰一位中国留学生问，中国内参等内部通讯对中国领导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5:20 艾德琳表示，政府希望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民意。
15:18 张晶：中国政府故意把民众对不稳定的恐惧，当成工具。不稳定因素也来自民族冲突。
15:15 Kerry Brown：时代不断改变，政治环境也在变化，稳定的情况也不同。明年中共十八大后，可能也会有新的情况。
15:13 观众曾飙问Kerry Brown，中国政府如何定义“稳定”？
15:12 张晶解释说，国际媒体尽量会核实，纠正错误。
15:10 一位男士表示，很多中国国内读者认为，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的中文网在报道中国事态时，不够准确客观。
15:07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指出，中国也有一些地下媒体的工作者遭到杀害，但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并没有统计进去。
15:06 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讲话结束。讨论开始。现场观众开始提问。
15:05 ”国际广播媒体可以扮演一种放大中国媒体声音的作用，作为镜子，帮助在国际上反映中国的情况。国际广播媒体应该为中国媒体的发展作出贡献。“
15:03 ”对美国的国际广播来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不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信息比比皆是。传播的渠道也目不暇给，竞争更呈白热化。新媒体对大众传播媒体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更紧迫的策略调整正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更少资源的情况下做得更好。“
15:01 ”在西方，由政府资助的外语广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并在冷战期间发展蓬勃。这种广播得以变得深具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在广播目标地区信息受到全面封锁或者媒体未能起到其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在铁幕瓦解、环球化加剧时，这类广播的听众人数下降绝不为奇。冷战结束后，国际广播机构遇到新的挑战。“
14:59 ”如今靠得是枪杆子和钱袋子，而不是笔杆子。“
14:58 '中国媒体对国家政策的改变能力不大。“
14:57 '《南方都市报》纪念汶川地震时也试图突破限制。”
14:56 ”《财经》杂志批评全国人大常委会禁止全国人大代表设立自己的办公室。“
14:55 ”媒体的监控和批评只限于基层和底层的政府。在一些大的国家政策方面，中国一些先锋媒体也敢于挑战和试探底线。“
14:54 ”中国舆论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出现很多变化。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已经不是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目前获得信息的渠道已经比过去多很多。“
14:52 ”任何不利于目前利益分配的言论，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如果遇到类似北非革命般的呼吁，中国政府会非常警惕。“
14:50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中国模式’处理问题更加自信。“
14:49 Brown博士讲话结束。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发言。
14:46 ”互联网和媒介将有助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14:44 ”如何调和互联网安全和自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14:42 ”如何应付互联网急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各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对互联网的封锁是错误的。“
14:41 ”在未来10年中，当中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逐步从工业化时代迈向信息技术时代的过程中，如何在这些因素中取得平衡是重要的挑战。“
14:39 ”不过，在全世界的大环境中，互联网确实为各地政府带来了挑战。如何在自由取得信息带来经济利益和隐私受威胁之间、在稳定与互联网有时候可带来的保障之间取得平衡，确实是让有关方面思考的问题。“
14:38 ”单以互联网用户计算，人数已达5亿人。“
14:37 ”中国在1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此，中国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也变得更富裕而且多元化。“
14:37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管Kerry Brown博士发言。
14:36 艾德琳讲话结束。
14:33 ”但是，中国的调查性媒体仍然在积极挖掘并不断报道第一手新闻。新闻工作者形容他们是在加强管制与放松管制周期变化的环境中工作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干脆就在等待下一次的放松。此次镇压并没有吓倒中国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当地仍然存在渴望网路信息和国际新闻报导的受众。“
14:31 ”外国新闻媒体在中国的机构也受到中国当局日益严格的限制。“
14:27 “今年2月份以来，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管制，主要是因为受中东和北非起义鼓励，中文网站上出现了匿名呼吁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即“茉莉花革命”。保护记者委员会对这种趋势的分析是基于该机构对2月份以来遭逮捕、刑事拘留、非法被失踪和骚扰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活动收集的资料得出的。当地新闻工作者说，预料2012年高层政治领导变化也可能促进了这种困难的局面。”
14:27 “自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日益恶化。”
14:26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不但管制印刷、广播电视媒体和网路媒体，而且限制外国新闻工作者及其当地助手，特别是中国国内媒体的采访报道。”
14:25 她说，在过去的十年中，除一次被伊朗取代外，中国一直名列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国家名单的榜首。在保护记者委员会2010年12月发表的最新调查中，被监禁的34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都是在互联网上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
14:23 艾德琳用普通话介绍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工作说，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赢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资金完全来自个人、公司和基金会。该委员会不接受政府资助。
14:20 保护记者委员会资深亚洲项目研究员艾德琳首先发言.
14:19 Kerry Brown博士负责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中国研究和顾问网络（ECRAN），并主管该所的亚洲研究部。
14:17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管Kerry Brown博士用普通话致欢迎词。
14:15 由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合作的研讨会现在开始。
14:00 中国媒体自由及国际广播媒体研讨会即将开始，大部分嘉宾讲者已经就座。
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在2011年6月3日联合举办研讨会，共同探讨中国媒体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广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开始时间是伦敦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晚上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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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Chatham House（也称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2011年6月3日联合举办研讨会，共同探讨中国媒体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广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以下是有关此次活动的实况文字报道摘要：
18:03 讨论结束。
18:02 李文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这种讨论和论坛，继续探讨媒体发展。
18:00 BBC中文总监李文做讨论总结发言。
17:57 BBC中文总监李文被问到公共媒体商业化问题，他认为应该让公众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公共媒体，因为BBC的真正老板是公众。
17:50 讨论仍在热烈进行。
17:41 李文表示，BBC中文网也努力开发新媒体，让公众通过手机、短信、微博等方法浏览。李文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更加自信，开放媒体。“国际媒体希望提供不同的声音和角度，让受众自行判断是非对错。”
17:38 有观众问，国际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服务于中国国内的受众?
17:35 李文强调，BBC对论坛的审查只是确保所发的帖子内容没有诽谤，绝对不是审查其内容的政治观点。
17:33 BBC中文总监李文解释说，由于受到英国法律关于诽谤的限制，BBC不能随意让网友自行在BBC的网站发贴、跟帖。
17:32 有听众问，BBC中文网等广播机构是否可以仿效中国国内网络媒体的“发帖、跟帖”功能?
17:24 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表示，他们没有感受到美国政府对美国之音的控制。
17:23 BBC中文总监李文谈到中国的敏感期，他表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制定的“敏感期”的限制。
17:22 戴雨果认为，中国很多记者的报道只是维护政权的稳定，没有挑战政府。
17:21 曾飙问戴雨果如何看待中国媒体没有“对抗”？
17:19 观众曾飙问在场的国际广播机构，如何看待中国的“敏感期”？
17:18 戴雨果表示，应尽量真实地报道，而不去参与（事件的本身）。
17:17 一位在伦敦亚非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讲师问戴雨果教授，如何解决新闻公正客观的矛盾。
17:15 戴雨果以英国人的角度说，英国人干预别人都没有好结果，因此最好不要干预。
17:14 一位女士问戴雨果教授如何理解“不要干预他国”。
17:13 讨论开始。
17:11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张晓玲教授发言结束。
17:10 ”外国媒体必须承认中国的变化和成功，必须承认多元化模式的存在。国际媒体应该了解受众的需要。“
17:08 ”中国的‘走出去工程’为中国各大媒体提供了提升扩展的机会。“
17:06 ”中国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中国媒体最大的挑战是（缺乏）公信力。“
17:05 ”中国政府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
17:04 ”在中国的媒体报道有敏感期，国内的媒体人员都知道怎么报道。在十八大前都是敏感期。“
17:02 ”中国的媒体必须维护一党制，引导公众舆论，树立（政府）形象。“
17:01 ”中国政府一直在作出调整，适应新局势。“
17:00 ”西方无论是学术性或者是新闻报道文章，都强化了一种看法想法，即在独裁的中国，提到媒体就离不开控制。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想法低估了自从1978年开始，中国媒体所经历的复杂的和不断的变迁。“
16:58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行为模式有别于西方。“
16:56 ”中国整体实力的发展，对西方有什么影响？“
16:55 ”全球化是否给与了中国一个机会以其独裁宣传影响世界？“
16:54 ”在过去几年内，有关中国媒体变迁的辩论焦点出现了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的辩论也开始放到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其它地区这一方面。“
16:53 俞力工发言结束。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张晓玲教授发言。
16:52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过程，随着市场经济化与新媒体的出现，舆论获得较大活动余地。然而，主流意识依然受政府主导，民营媒体也如西方社会一样，自动采取自律手段。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控制非常困难。“
16:50 ”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上也不断萎缩，并没有考虑公众的知情权。西方政府利用这种情况来控制信息。“
16:47 “西方媒体也会打压自己的记者，但方式不尽相同。”
16:46 “二战结束后西方媒体随其经济起飞一度蓬勃发展，尤其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新闻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6:44 “媒体，或为国家工具，或为企业营利手段，大体上，只存在所谓的自由媒体工作者，而没有自由媒体的存在余地。即便新媒体的出现，迄今也无法改变主流媒体决定主流意识的状态。”
16:42 俞力工就后冷战时期国际媒体的变迁说，外国也存在行政干预媒体的情况。
16:39 李文发言结束。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俞力工开始发言。
16:38 “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法广、加广等可以考虑共享资源开拓其它收入来源。”
16:37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可以通过内容合作进入中国市场。”
16:36 “应该利用社交媒体打破新闻限制。”
16:34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提供的内容应该更贴近受众需求。报道中国不应只局限于中国国内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应也是中国大陆受众关注的焦点。”
16:32 李文认为， 中文国际广播机构应该从对华广播变成国际媒体。”必须要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并在发展战略上进行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16:30 李文探讨了应对策略和举措。
16:29 “中文国际广播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而且面临着在中国大陆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主要依赖公共拨款的国际广播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16:28 “中文国际广播业的角色定位失去方向。由于中国官方长期干扰短波信号，再加上短波广播市场的萎缩，国际中文短波广播听众人数急剧下降。但也因为一直受制于中国官方的屏蔽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由于受到中国官方的政策限制，因此无法正常地获取第一手新闻信息。”
16:26 李文介绍中文国际广播业未来发展和挑战说，对于绝大部分中文国际广播同行来说，过去1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苦经营的情况下度过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面，有些甚至已在面对着长远的生存危机。总的来说，中文国际广播媒体普遍都面临着几方面的严峻挑战，包括受众的大量流失、市场影响日益下降、新闻采集受到限制以及财政资源严重缺乏等。
16:24 戴雨果教授发言结束。BBC中文总监李文发言。
16:23 “不是说不应该不报道艾未未被捕等新闻，而是说不应该一边倒地支持反政府力量。”“媒体应该平衡报道。西方记者应该小心不被政府和政客利用。”
16:22 “外国媒体参与中国的内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6:20 “英国小报对中国的报道比较负面。”
16:18 “有些外国媒体把中国妖魔化。但也有大的媒体也会理性地报道中国。”
16:17 “中国模式也有缺点，西方模式也有缺点。”
16:15 “西方将来不能再自以为是，不应该再干预别的国家内政。应该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光是只有西方的模式才成功。”
16:14 ”英国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与当权者作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权正在变化，反映了当前的发展。“
16:12 戴雨果教授探讨中国和英国的调查性新闻的异同。
16:10 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首先用普通话发言。
16:08 法国国际广播中文部主任陈彦介绍四位嘉宾。
16:05 中国媒体及国际广播研讨会继续进行。
15:33 会议休息。伦敦时间下午4时继续下半部分的讨论。
15:32 他强调，不会因为遇到阻力而改变报道方针，但是会调整方法。
15:31 张晶谈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在王府井采访时遭到中国当局的骚扰。
15:29 天安门母亲之友一位成员问，美国之音、BBC等国际媒体如果遇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如何应付？
15:26 张晶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情况，而是如何解释信息，如何作出政策反应。对于十八大以后的政治环境，目前还很难说。但在十八大前夕，中国的舆论环境会越来越紧。
15:22 伯明翰一位中国留学生问，中国内参等内部通讯对中国领导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5:20 艾德琳表示，政府希望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民意。
15:18 张晶：中国政府故意把民众对不稳定的恐惧，当成工具。不稳定因素也来自民族冲突。
15:15 Kerry Brown：时代不断改变，政治环境也在变化，稳定的情况也不同。明年中共十八大后，可能也会有新的情况。
15:13 观众曾飙问Kerry Brown，中国政府如何定义“稳定”？
15:12 张晶解释说，国际媒体尽量会核实，纠正错误。
15:10 一位男士表示，很多中国国内读者认为，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的中文网在报道中国事态时，不够准确客观。
15:07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指出，中国也有一些地下媒体的工作者遭到杀害，但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并没有统计进去。
15:06 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讲话结束。讨论开始。现场观众开始提问。
15:05 ”国际广播媒体可以扮演一种放大中国媒体声音的作用，作为镜子，帮助在国际上反映中国的情况。国际广播媒体应该为中国媒体的发展作出贡献。“
15:03 ”对美国的国际广播来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不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信息比比皆是。传播的渠道也目不暇给，竞争更呈白热化。新媒体对大众传播媒体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更紧迫的策略调整正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更少资源的情况下做得更好。“
15:01 ”在西方，由政府资助的外语广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并在冷战期间发展蓬勃。这种广播得以变得深具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在广播目标地区信息受到全面封锁或者媒体未能起到其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在铁幕瓦解、环球化加剧时，这类广播的听众人数下降绝不为奇。冷战结束后，国际广播机构遇到新的挑战。“
14:59 ”如今靠得是枪杆子和钱袋子，而不是笔杆子。“
14:58 '中国媒体对国家政策的改变能力不大。“
14:57 '《南方都市报》纪念汶川地震时也试图突破限制。”
14:56 ”《财经》杂志批评全国人大常委会禁止全国人大代表设立自己的办公室。“
14:55 ”媒体的监控和批评只限于基层和底层的政府。在一些大的国家政策方面，中国一些先锋媒体也敢于挑战和试探底线。“
14:54 ”中国舆论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出现很多变化。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已经不是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目前获得信息的渠道已经比过去多很多。“
14:52 ”任何不利于目前利益分配的言论，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如果遇到类似北非革命般的呼吁，中国政府会非常警惕。“
14:50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中国模式’处理问题更加自信。“
14:49 Brown博士讲话结束。美国之音亚太执行主编张晶发言。
14:46 ”互联网和媒介将有助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14:44 ”如何调和互联网安全和自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14:42 ”如何应付互联网急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各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对互联网的封锁是错误的。“
14:41 ”在未来10年中，当中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逐步从工业化时代迈向信息技术时代的过程中，如何在这些因素中取得平衡是重要的挑战。“
14:39 ”不过，在全世界的大环境中，互联网确实为各地政府带来了挑战。如何在自由取得信息带来经济利益和隐私受威胁之间、在稳定与互联网有时候可带来的保障之间取得平衡，确实是让有关方面思考的问题。“
14:38 ”单以互联网用户计算，人数已达5亿人。“
14:37 ”中国在1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此，中国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也变得更富裕而且多元化。“
14:37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管Kerry Brown博士发言。
14:36 艾德琳讲话结束。
14:33 ”但是，中国的调查性媒体仍然在积极挖掘并不断报道第一手新闻。新闻工作者形容他们是在加强管制与放松管制周期变化的环境中工作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干脆就在等待下一次的放松。此次镇压并没有吓倒中国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当地仍然存在渴望网路信息和国际新闻报导的受众。“
14:31 ”外国新闻媒体在中国的机构也受到中国当局日益严格的限制。“
14:27 “今年2月份以来，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管制，主要是因为受中东和北非起义鼓励，中文网站上出现了匿名呼吁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即“茉莉花革命”。保护记者委员会对这种趋势的分析是基于该机构对2月份以来遭逮捕、刑事拘留、非法被失踪和骚扰新闻工作者和网路活动收集的资料得出的。当地新闻工作者说，预料2012年高层政治领导变化也可能促进了这种困难的局面。”
14:27 “自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日益恶化。”
14:26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不但管制印刷、广播电视媒体和网路媒体，而且限制外国新闻工作者及其当地助手，特别是中国国内媒体的采访报道。”
14:25 她说，在过去的十年中，除一次被伊朗取代外，中国一直名列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国家名单的榜首。在保护记者委员会2010年12月发表的最新调查中，被监禁的34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都是在互联网上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
14:23 艾德琳用普通话介绍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工作说，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赢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资金完全来自个人、公司和基金会。该委员会不接受政府资助。
14:20 保护记者委员会资深亚洲项目研究员艾德琳首先发言.
14:19 Kerry Brown博士负责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中国研究和顾问网络（ECRAN），并主管该所的亚洲研究部。
14:17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管Kerry Brown博士用普通话致欢迎词。
14:15 由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合作的研讨会现在开始。
14:00 中国媒体自由及国际广播媒体研讨会即将开始，大部分嘉宾讲者已经就座。
BBC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在2011年6月3日联合举办研讨会，共同探讨中国媒体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广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开始时间是伦敦时间下午2时（北京时间晚上9时）。
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江平、贺卫方：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
江平、贺卫方：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 "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风波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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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风波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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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储安平可以这样公开批评政府
当年储安平可以这样公开批评政府: "
当年储安平可以自己在上海办《观察》周刊，可以这样写文章，直截了当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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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储安平可以自己在上海办《观察》周刊，可以这样写文章，直截了当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因税之名”的《大宪章》
税收促成了《大宪章》的形成，而蕴涵于《大宪章》之中不断发展的种种宪政理念，又帮助了后世宪政观念及原则的形成。
“无代表，不纳税”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客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在这里的车牌号码的下方看到“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不纳税”）这句话。这句话颇有来头，它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革命口号，北美的人民最初就是在这句口号的引领下，掀起了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浪潮并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是，由于在美国联邦宪法分权制衡理念的影响下，联邦宪法的制度设计使身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它是一块为美国联邦政府独立使用的土地，以至于居住在这里的公民至今没有投票权。所以，这句话现如今依然是哥伦比亚特区的人们争取国会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口号。这句口号并不是美国人所创造的，它最早形成于英国，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宪法性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
《大宪章》的形成历史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资料馆内珍贵文献不计其数，前来慕名参观的游客众多。排起长队，等候进入馆内的人们都希望有机会看看这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在展馆中，美国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珍贵文献，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大多聚集在它们的周围。其实，馆内还有一份非常值得注意的珍贵文件——英国《大宪章》1297年抄本。虽然作为英国宪政基石的《大宪章》在今日的实际法律效用已经很小，它却仍然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令美国人骄傲的美国宪法也是起源于它的。正是从《大宪章》开始，曾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权应受法律限制、应尊重司法过程、平民应当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等这些基本的宪政观念和原则发生发展，并惠及后世。
《大宪章》的形成过程漫长，充满了博弈和妥协。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成为英王威廉一世。就当时的欧洲而言，英格兰的王权已算是最有力的。但是在封建时代的英国，王室权力并非全由英王享有，而是由教皇、英王和贵族所分享，贵族一直是能够抗衡王权的势力，王室权力自身的膨胀欲与藐视一切的权力威仪让英王与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种种冲突。1215年，英王约翰在与法国的作战中连续失利，为了保证自己军事行动的财力支持，约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大地提升了税率，这引起贵族不满。贵族们与英王的矛盾达到了顶峰，贵族们聚集起来商议要抵制王权的滥用，保卫自身利益。1215年6月10日，英国的一部分有着地位和影响力的男爵冲进了伦敦，他们强迫英王约翰同意保障贵族权利的男爵法案，并于4天后在温莎堡的流水草地强迫其签署并颁布了保障贵族与骑士利益的《大宪章》。此后，《大宪章》经历了增删修订，1297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了最后一次修订的《大宪章》。它在国王与贵族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宪章》在近世的影响
从上述《大宪章》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贵族们无法忍受英王滥征税负的行为是《大宪章》形成的导火索，贵族们说国王征税要有限度，要有民意的许可，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大宪章》第12章“除非得我们王国参议会之共识，在我们王国内不得要求免服兵役税或贡助，例外只有为赎还我们本人（笔者注：指被俘时），为王长子之封爵士仪式与王长女的一次嫁礼。后三项之个别总额不得超过合理的数目。关于伦敦城市所提之贡助亦然。”[根据台湾辅仁大学雷敦和（Edmund Ryden）教授的译本]。就此而言，税收与宪政之间关系密切。贺卫方曾在《税收奠定宪政基础》一文中提出了税收对于宪政形成的重要影响，他说“《大宪章》本身具有明显的封建背景，但是，它却逐渐演变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文件。它昭示了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后来成为近代议会。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那句响亮的口号也与《大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无代表，不纳税！”。
其实，税收与宪政的关系，不仅法学家注意到了，经济学家也已经留意到了。陈志武在《金融是什么》的文章中说：“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财产与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继而他指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大宪章》是在“因税之名”的政治博弈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法制史的地位上十分重要，无论是在当时的英国还是在后世的环球范围内，研究和解释《大宪章》的法律家众多，他们都从《大宪章》中汲取营养和推演原则，不断地从《大宪章》中寻找法律及政治的智慧。我国的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 年）中曾经注意过英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由于英国政府征税，因此人民必须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他说﹕“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付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由此可见，梁启超也受到了《大宪章》的影响。
曾用“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他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与英王詹姆斯一世论辩，使英国的司法为职业法律家所垄断的柯克大法官本人就是一位《大宪章》的杰出研究者，他甚至认为英国国会和法制全部来自《大宪章》。当《大宪章》为人所知并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它不再仅仅是贵族们限制王权的工具，同样也成为了司法限制贵族权力（议会主权）的工具，它是对王权和贵族权力平等保护的契约，它赋予了法院，法官（职业法律家）以专业理性审查议会立法是否正确的权力。当人们质疑法院确认议会立法的正确性的权力时，面对已经使王权低头的议会主权，柯克大法官说：大宪章之内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力（"Magna C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这句话也可作为《大宪章》促进宪政形成的注释。
可见，税收促成了《大宪章》的形成，而蕴涵于《大宪章》之中，不断发展的种种宪政理念又帮助了后世宪政观念及原则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宪章》正是税收与宪政的连接点。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礼拜悟道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场景：当耶稣受难之前，当地权力最大的人、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
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约翰福音18章）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
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约翰福音18章）
彼拉多没有等待耶稣的回答。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了，
真理是什么？不管具体答案是什么，都包含了问题本身。
耶稣确实给出了他对真理的定义，
耶稣向天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Sanctify them by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约翰福音17章）
Sanctify them by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约翰福音17章）
上帝的道（the word）又是什么？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1章）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1章）
这里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位，指的是耶稣。
耶稣本人确定了这一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真理超越物质，真理超越这个宇宙，
真理不仅仅是关于物质，更是关于是非善恶。真理包含了道德原则，
真理是神的道，神的道成了肉身。真理在世间的终极体现，
真理，必然是可以实践的。因为上帝的道，
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上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是绝对的，
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2011年5月1日星期日
许北方发表2011.5.1致劳工同胞书
兄弟姐妹们：
今天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五月第一天，为纪念历史上给留下这个光辉的日子，我一如既往的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我们一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时光冉冉，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的汽笛的声响仿佛至今还环绕在我们的耳边。工人激昂“八小时之歌”的声音仿佛还回荡的历史的上空：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歌声唱出了工人的心声，唱出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共同愿望。
同唱这一首歌，工人挽起手团结的力量改变了当年工人的命运，如今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国家的工人已经有了自己工会的保护，工会是工人团结形成的，是劳工自己的保护组织，工人在也不会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在工会的保护下，工人抬头挺胸，理直气壮工作，他们快乐有尊严的劳动，获得有保障体面的报酬。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我们先辈生长的土地，我们的祖国。工人起早贪黑工作一生，盖起了高楼大厦，可却买不起栖身的一间房，过度的加班的劳动，当我们身患疾病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当辛劳一生闭上双眼的时候，那寸方小木匣的安放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让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相比之下那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那些官商勾结起来的利益集团，他们活着侵占着巨大的财富，住着宫殿式的豪宅，死后更是象帝王一样建造更大壮观的陵墓，一直想流传千秋万代。
兄弟姐妹们：年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你们是否思考过，你们是否获得了应得的劳动价值和尊严，你们是否获得了幸福和快乐，你们是否在一个公平，公正，法制的环境有安全保障放心的工作。
如果我们的兄弟姐妹都能回答：“是，很满意现状”，那应该祝福你们，要维护你取得的成就，保护你的幸福和快乐。如果你们回答：“我们遭到剥削，我们的权利被践踏，我们得不到公平公正的法律保障---”。那就让我和我们团结工会所有的成员都会感到我们身上责任的重大，在我们眼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使命感呼唤着我们，我们是世上普普通通的一员，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分子，在那些团结的利益集团面前我们更显渺小，生活中常常象蚂蚁一样被践踏，而呻吟的声音都是那样微微弱弱。但如果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是巨大的。每股力量集聚在一起就能排山倒海，我们每个人就会变成巨人一样强大而有尊严。
国际歌只要唱起总能给人以力量!但记住还有一首:“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我们手挽起手，团结起来所有困难都在我们脚下”。这更是我们团结的精神基础。
美国先辈们如此开创了人类劳工史伟大的篇章，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也要如此继往开来，开创中华民族命运的新时代。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都深知，我们身处独裁专制混乱强权的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在为走向宪政与独裁专制进行着战斗，对手是野蛮无赖的暴力恐惧；国家的经济被利益集团的官僚和财阀所垄断和劫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被出卖，原因是有一些人道德败坏变得贪婪和不负责任而肆意妄为，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一员在事关我们每个人利益权利上的失语和沉默。
今天我们面对危机和重重的生活压力困难，每个人是否需要应该改变这一切都时候了，是否需要应对新时代争取尊严和权利的准备时候了，是否做好成为团结工会的一员一同挽起手来互帮互助时候了。
今天我要对那些正在失去家园，失去工作，没有社会医疗、孩子得不到学校教育的兄弟姐妹说，你们面临着很多严峻生活的压力，为此也更需要团结互助，因为要战胜恐惧就要选择了坚强的希望，摒弃了无奈的懦弱而就应选择团结。
我们团结互助工会每一步都仅仅是刚刚开始，借用《圣经》的话说，“上帝安慰我们，不只要我们享受安慰，我们也要做安慰的使者”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互帮互助的使者，团结友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上帝也必赐福与我们。
放弃懦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要为民族作出更好的选择，我们要担当起正义的责任，我们要捍卫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以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我们每个人手挽手尽全力去追求幸福的机会。
我今天也深深感谢那些为劳工一直争取权利的同仁们，我们深知伟大从来不是上天赐予的，伟大需要点滴的努力赢得。需要善良和良知，需要高尚道德品质约束，在这获取伟大的征途中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强勇敢的精神，走在这条荆棘的道路上不适合胆怯之人和贪婪富贵欺诈之人、或者单单追求名利之人。这条路是勇于承担风险者之路，是脚踏实地的干家、开创者之路。在这奋斗之中有一些人会名留青史，但还有更多的人会默默无闻地工作奉献着，这些人是伟大的基石，是我们团结力量的支柱。
兄弟姐妹们：我们的自豪，尊严与荣耀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那就是争取和捍卫，“一切全靠我们自己”。两百多年前，它在西方一个著名的宣言中得以高度的概括：“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赐与他们以下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让我们为安全劳动，公平，公正的报酬，为体面的劳动尊严，为阳光普照下的宪政制度，为幸福快乐安逸的生活而团结起来。
许北方
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许北方致艾未未及其家属亲朋好友的公开信
许北方致艾未未及其家属亲朋好友的公开信
艾未未
当我发这封信时你或许在看守所正在接受调查审问，网上看到“你已经都交代了”，具体交代什么了没有表述，所以这样的网上的文章或许是造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为。
听说你是4月3日被中共警察从机场带走，以后就失去了自由，以我对共党法律的了解，你应该是被拘留了，警察也应该会在24小时之内把拘留通知书送给你的家属，（也可能不给，他们怕留下证据，如果没有给，凭经验他们不会关押你太长时间）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消息是你的家属没有收到通知书（也许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真相只有一个，早晚一天会知道的。作为你的母亲很着急的心情，舔犊之情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体会到。
从你被拘留开始不知警察是否告知了一些你的基本权利，比如：你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在24小时以内安排讯问；在讯问时有权为自己作无罪的辩护；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对讯问笔录提出补充或改正；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将拘留的原因及其羁押的处所通知自己的家属或所在单位；对于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要求，解除强制措施，12小时问话后你有权委托律师与你见面权利，等等。
一周过去我还是没有看到你或你的家属为你聘请律师的一点消息，这真是关键的一周啊！我站在圈外看，真是心急如焚！也许在你身边聘不到一个像样的有胆有识有谋略律师，我曾经在国内也从事过近10年的律师，对此行有些了解，大多律师都是骗子，为点小钱就出卖灵魂的人，瞪着眼睛撒谎就是他们练就的本事。
如果没有聘到合适的律师那就顺其自然吧，总比聘一个特务律师要好，这样的人即骗钱又害人，不过最终自己也没有好下场。不知道你从前是否与警察打过交道没有，记住！“沉默是金”。
艾未未，我以前看过你拍的“老马蹄花”感觉挺有意思，在中共语境的环境中把那些横向霸道的警察搞的晕头转向，把他们蛮横丑态暴露在了网络上，历史已经永远记录了他们的丑陋。这点你真了不起！
我对你的行为艺术看不懂，但你的1001德国旅游一周后回到中国，被称为“1001的艺术（也称童话），你的“葵花籽”这些玩的真很棒，如果这是艺术那根本就不存在抄袭，谁有能力玩得了这样的艺术，就经济和人的管理就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听说，新华社报道这个1001艺术是抄袭一个叫岳路平的，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你的家人应该起诉新华社造谣诽谤，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损失。
你的“fuck you motherland"我没有明白这也是你的什么艺术，这点我是坚决反对你的，祖国是我祖先生长繁衍生息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为世界留下许许多多伟大的奇迹。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只是近百年被撒旦，被民族的败类所劫持!他们任意践踏这片土地，用暴力，恐怖，欺骗奴役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唆使教育下，使这片土地的同胞道德伦理败坏，互相欺骗残杀，这是我痛心疾首的，也是我为此献微薄之力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动因，我不断呼吁每一个正义，善良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中国走向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艾未未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那些裸体照，网上称所谓的： 《一虎八奶图》被网络5毛广为传播，以此想用庸人的道德观来诋毁你，可愚人恰恰忘记了你是“现代的行为艺术家”。看看文明的欧洲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裸体雕塑，看看那些古今中外的艺术画廊，裸体艺术画像还少吗？贬低恰恰是对你的艺术肯定，诋毁成了宣传。
看看贪腐官员们用斑斑劣迹绘就的一幅幅"贪官淫乱"的丑恶图画，随便举一例，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完全有资格当选色贪吉尼斯纪录之最。住院期间把给打针的护士王秀丽求揽入怀中，霸王硬上弓后，徐为其王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女儿安排工作，也把王女儿刘澜也硬给糟蹋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年之中两次为徐其耀堕胎。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每个中国官员都有这样的问题，最道德败坏的就是那些道貌岸然诋毁你的那些人。
艾未未我很奇怪，从网上的资料看你的钱太多了，就“童话”创作经费，你说，“只是念叨了一下”没费吹灰之力，3000万就打入你的账户，伦敦tate艺术馆也给成百上千万的赞助，上海一处被称的“非法建筑”听说又是7百万的损失，我看你没怎么地啊!还很淡定。
你一个专注艺术的人，很可惜你不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抱负的人，就凭你的经济实力和我的弟兄们联手，估计应该能夺得中共的5成天下.也许你还对共党有感恩之心，毕竟父辈是共党一伙的，打家劫舍夺天下后也是分得高官厚禄。现在你受到了共党另一伙的欺压，才发发怨气，结果被这伙人找个理由给你放到拘留所教训一下你。
希望你通过这件事能清醒，必须要掀翻流氓团伙的黑帮，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你的艺术才能发扬光大。
关于你的罪名听说是因为偷税漏税，这是一个欲加之罪，这样的罪在中国要抓99%的官员都进去了，我看到有个叫许志永的搞了一个“公盟”在去年也是给了这么个罪名，好象是查出偷税100万，当时我看到后把我吓了一跳，100万，那这个许志永的资金流动得几千万不止啊！这足足够判无期或死刑的了，根据刑法201条，处罚5倍的罚金。那就是100万加本金变成600万了啊！
最后这个许志永把这税款一补缴，没什么事了，我一直纳闷，一个非盈利机构，也没见做什么大事啊，有时网上能看见这个许志永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确能有这样大笔的金钱，这又是一个陈光标式的高人吧。
所以艾未未及家人朋友们都不要担心，缴点钱也就应该没事了。当局是对那些有组织的危害他政权的人采取强硬措施。艾未未还没有沾边搞政治组织活动，共党也许就是恐吓一下。我猜测当局不会对艾未未很严厉的判刑，最好找个律师去见一下，探听一下艾未未在里面的情况，如果家属和朋友需要法律上分析和给予建议商量的就请联系xubeifang@gmail.com。本人愿意提供帮助。
此： 许北方
愿上帝保佑善良的人们!
艾未未
当我发这封信时你或许在看守所正在接受调查审问，网上看到“你已经都交代了”，具体交代什么了没有表述，所以这样的网上的文章或许是造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为。
听说你是4月3日被中共警察从机场带走，以后就失去了自由，以我对共党法律的了解，你应该是被拘留了，警察也应该会在24小时之内把拘留通知书送给你的家属，（也可能不给，他们怕留下证据，如果没有给，凭经验他们不会关押你太长时间）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消息是你的家属没有收到通知书（也许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真相只有一个，早晚一天会知道的。作为你的母亲很着急的心情，舔犊之情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体会到。
从你被拘留开始不知警察是否告知了一些你的基本权利，比如：你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在24小时以内安排讯问；在讯问时有权为自己作无罪的辩护；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对讯问笔录提出补充或改正；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将拘留的原因及其羁押的处所通知自己的家属或所在单位；对于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要求，解除强制措施，12小时问话后你有权委托律师与你见面权利，等等。
一周过去我还是没有看到你或你的家属为你聘请律师的一点消息，这真是关键的一周啊！我站在圈外看，真是心急如焚！也许在你身边聘不到一个像样的有胆有识有谋略律师，我曾经在国内也从事过近10年的律师，对此行有些了解，大多律师都是骗子，为点小钱就出卖灵魂的人，瞪着眼睛撒谎就是他们练就的本事。
如果没有聘到合适的律师那就顺其自然吧，总比聘一个特务律师要好，这样的人即骗钱又害人，不过最终自己也没有好下场。不知道你从前是否与警察打过交道没有，记住！“沉默是金”。
艾未未，我以前看过你拍的“老马蹄花”感觉挺有意思，在中共语境的环境中把那些横向霸道的警察搞的晕头转向，把他们蛮横丑态暴露在了网络上，历史已经永远记录了他们的丑陋。这点你真了不起！
我对你的行为艺术看不懂，但你的1001德国旅游一周后回到中国，被称为“1001的艺术（也称童话），你的“葵花籽”这些玩的真很棒，如果这是艺术那根本就不存在抄袭，谁有能力玩得了这样的艺术，就经济和人的管理就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听说，新华社报道这个1001艺术是抄袭一个叫岳路平的，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你的家人应该起诉新华社造谣诽谤，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损失。
你的“fuck you motherland"我没有明白这也是你的什么艺术，这点我是坚决反对你的，祖国是我祖先生长繁衍生息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为世界留下许许多多伟大的奇迹。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只是近百年被撒旦，被民族的败类所劫持!他们任意践踏这片土地，用暴力，恐怖，欺骗奴役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唆使教育下，使这片土地的同胞道德伦理败坏，互相欺骗残杀，这是我痛心疾首的，也是我为此献微薄之力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动因，我不断呼吁每一个正义，善良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中国走向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艾未未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那些裸体照，网上称所谓的： 《一虎八奶图》被网络5毛广为传播，以此想用庸人的道德观来诋毁你，可愚人恰恰忘记了你是“现代的行为艺术家”。看看文明的欧洲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裸体雕塑，看看那些古今中外的艺术画廊，裸体艺术画像还少吗？贬低恰恰是对你的艺术肯定，诋毁成了宣传。
看看贪腐官员们用斑斑劣迹绘就的一幅幅"贪官淫乱"的丑恶图画，随便举一例，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完全有资格当选色贪吉尼斯纪录之最。住院期间把给打针的护士王秀丽求揽入怀中，霸王硬上弓后，徐为其王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女儿安排工作，也把王女儿刘澜也硬给糟蹋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年之中两次为徐其耀堕胎。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每个中国官员都有这样的问题，最道德败坏的就是那些道貌岸然诋毁你的那些人。
艾未未我很奇怪，从网上的资料看你的钱太多了，就“童话”创作经费，你说，“只是念叨了一下”没费吹灰之力，3000万就打入你的账户，伦敦tate艺术馆也给成百上千万的赞助，上海一处被称的“非法建筑”听说又是7百万的损失，我看你没怎么地啊!还很淡定。
你一个专注艺术的人，很可惜你不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抱负的人，就凭你的经济实力和我的弟兄们联手，估计应该能夺得中共的5成天下.也许你还对共党有感恩之心，毕竟父辈是共党一伙的，打家劫舍夺天下后也是分得高官厚禄。现在你受到了共党另一伙的欺压，才发发怨气，结果被这伙人找个理由给你放到拘留所教训一下你。
希望你通过这件事能清醒，必须要掀翻流氓团伙的黑帮，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你的艺术才能发扬光大。
关于你的罪名听说是因为偷税漏税，这是一个欲加之罪，这样的罪在中国要抓99%的官员都进去了，我看到有个叫许志永的搞了一个“公盟”在去年也是给了这么个罪名，好象是查出偷税100万，当时我看到后把我吓了一跳，100万，那这个许志永的资金流动得几千万不止啊！这足足够判无期或死刑的了，根据刑法201条，处罚5倍的罚金。那就是100万加本金变成600万了啊！
最后这个许志永把这税款一补缴，没什么事了，我一直纳闷，一个非盈利机构，也没见做什么大事啊，有时网上能看见这个许志永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确能有这样大笔的金钱，这又是一个陈光标式的高人吧。
所以艾未未及家人朋友们都不要担心，缴点钱也就应该没事了。当局是对那些有组织的危害他政权的人采取强硬措施。艾未未还没有沾边搞政治组织活动，共党也许就是恐吓一下。我猜测当局不会对艾未未很严厉的判刑，最好找个律师去见一下，探听一下艾未未在里面的情况，如果家属和朋友需要法律上分析和给予建议商量的就请联系xubeifang@gmail.com。本人愿意提供帮助。
此： 许北方
愿上帝保佑善良的人们!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2011-4-20上海工人罢工
上海司机大罢工——咱们工人有力量！
未经证实的消息：
今天上午上海出动警力7300人媒体13家逮捕7人死亡3人警方重伤2人轻伤5人.在中集门口有大巴警车70辆场面很热闹.下午估计到外2进行罢工..
[ 公民記者 service 報導 ] 近日中東局勢緊張，連帶造成世界油價飆漲，不僅台灣駕駛感受到了，上海運輸業也大呼吃不消。
上海運輸卡車業因為近來油價上漲壓力，加上政府名目費用，今日在上海的中集集團進行有組織的抗議，抗議者並且高舉布條，要求取消燃油附加費等相關費用，上海警方則是出動高達七千三百名警力，七十輛巴士警車來到現場。
警方疏散抗議過程中，有人遭到逮捕甚至死亡，引來抗議者情緒失控，開始在各個港區入口破壞車輛，根據未經官方證實的消息，已經有三人死亡，七人遭到逮捕，警方則有是兩人重傷，五人受到輕傷。 [相關圖片可能隨時消失]
网络人士B爆料： 油价上涨、码头附加费增多，上海集装箱车队（拖车）无法生存，因此罢工。昨天我经批准后，进入他们讨论的QQ群。得知正在讨论的三点内容：1、讨论确定罢工主要牵头人（之前是以河南人组成的车队为主）。2、讨论大家要争取到哪些权益。3、确定把“罢工”字眼改为“停运、抗议”。
网络人士K爆料： 怪不得，昨天下午上海市政事业单位都接到短信要求今天尽量不出门上街，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原来如此。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嘿！嘿！嘿！嘿！
咱们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嘿！嘿，
为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今天上午上海出动警力7300人媒体13家逮捕7人死亡3人警方重伤2人轻伤5人.在中集门口有大巴警车70辆场面很热闹.下午估计到外2进行罢工..
[ 公民記者 service 報導 ] 近日中東局勢緊張，連帶造成世界油價飆漲，不僅台灣駕駛感受到了，上海運輸業也大呼吃不消。
上海運輸卡車業因為近來油價上漲壓力，加上政府名目費用，今日在上海的中集集團進行有組織的抗議，抗議者並且高舉布條，要求取消燃油附加費等相關費用，上海警方則是出動高達七千三百名警力，七十輛巴士警車來到現場。
警方疏散抗議過程中，有人遭到逮捕甚至死亡，引來抗議者情緒失控，開始在各個港區入口破壞車輛，根據未經官方證實的消息，已經有三人死亡，七人遭到逮捕，警方則有是兩人重傷，五人受到輕傷。 [相關圖片可能隨時消失]
网络人士B爆料： 油价上涨、码头附加费增多，上海集装箱车队（拖车）无法生存，因此罢工。昨天我经批准后，进入他们讨论的QQ群。得知正在讨论的三点内容：1、讨论确定罢工主要牵头人（之前是以河南人组成的车队为主）。2、讨论大家要争取到哪些权益。3、确定把“罢工”字眼改为“停运、抗议”。
网络人士K爆料： 怪不得，昨天下午上海市政事业单位都接到短信要求今天尽量不出门上街，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原来如此。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嘿！嘿！嘿！嘿！
咱们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嘿！嘿，
为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双汇你在黑帮势力的保护下毒害了多少中国人
双汇你在黑帮势力的保护下毒害了多少中国人
双汇啊！15年后我才终于看到你的良心被道德，良知，正义，天地，世人的谴责而被迫销毁了有毒，过期的那些食品，当看到销毁的图片多少人都感到触目惊心，而我作为15年前的一个受害者，一个与你战斗过的小小律师，在你们巨大的势力面前深深体会到鸡蛋创石头，蚂蚁被巨人碾踩滋味，今天我再回顾那段与双汇毒害人战斗的往事，希望能给泯灭道德的人良心谴责，给那些愚昧麻木的人以警醒。
15年前1995年4月也是这样一个春天明媚的日子，我小姨子下班后给5岁心爱的宝贝儿子买了一箱“双汇”牌火腿肠，回到家儿子正和邻居几个一样大的孩子玩耍，孩子见到妈妈下班回家自然高兴，扑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妈妈的叫个不停，妈妈把买的火腿肠给孩子也同时给了一起玩耍的孩子分享，孩子们高兴的吃着火腿肠继续高兴的玩耍。
晚上玩累的孩子和工作一天的大人都累了，也都早早的就休息了，半夜凌晨2点多钟，孩子开始呕吐，抽筋，翻白眼并吐白沫，吓坏了父母，半夜赶紧叫救护车送到了内蒙包头北方医院儿童科进行抢救，这时又有几个孩子也送来抢救，一看都是吃双汇火腿肠的几个孩子，医生很熟练的采取洗胃等医疗措施。
第二天我和我太太都去看望，经过一夜的抢救，这些孩子都已经送到了监护病房，北方医院儿童科在4楼，大约有6个病房，每个病房有10多个床位，每个病房我看都已经满了。
我为了解一些搜集证据，向医生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医生告诉我大多数都有因为食品中毒，中毒的程度和食品源都不一样，每天都有，我问是否有控告的呢，医生说有，但没有听说能告赢的----
“双汇”美味营养火腿肠在电视上天天登上着广告，画面那些家庭孩子都快乐用各种煎，炒，烹炸吃着火腿肠，我想这些CCTV是不是能来了解一下这些受他们食品广告影响而被中毒的孩子和家长的痛苦！
能与大名鼎鼎的河南“双汇”打一场官司也是我这个小律师出名的好机会，并且我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证据，如果依照法律我一定能赢，还能获得一大笔赔偿。
年轻的我信心十足，斗志昂扬，我先后搜集的证据：购买“双汇火腿肠”的发票，商店的证人证言，食品批发公司的证人证言，医生诊断和住院证明。在搜集证据时，证人的给予我大力的支持，但同时他们认为我单纯，根本就白费功夫，不可能告赢。
我拿着中毒家属的集体授权委托书，写了一份起诉状送到了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立案庭，两周后得到通知不予立案，原因，需要证据不全，1，需要补充质量监督局的鉴定书，2，需要工商局消费者协会给予调节证明，3，需要卫生局的裁决书。我正要申辩，就被撵出了法院。
我走出法院，我看看天，感到很茫然，塔拉下脑袋有些泄气，但一看那些受害家属都在看着我，我鼓起精神，我走向去检察院法制科，向提出检察院提出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立案给予立案监督。检察院让我回去等消息，2周过去了，当我前去检察院询问结果，检察院接待人员告诉我，此案不属于检察院受理范围，另找其它部门，我刚要申辩，被穿制服的检察官告知，这是检察院办公地方，不允许大声喧哗和无理取闹，我又被撵了出来。
我无奈就依照法院所说，继续补充法院索要无理的证据。
我去了工商局的消费者协会，提供了所有证据，穿着制服的接待人告诉我等后听结果。
一周后，我去了询问处理结果，被告知这事归卫生防疫部门处理，他们只是一个协调部门，我还是要争辩，被告知如果不满意他们处理的结果可以找上级部门，我问上级部门是哪里？工作人员告知是国务院。我又是无奈的摇摇头走了出来。
我开始去卫生局，卫生局很重视，这个部门的科长亲自认真接待了我，他要我把没有没有吃完的火腿肠给他，他们要做认真的化验，并把那些原始证据提供给他们，我交给他们后要求留下拿到我原始证据的签字，科长告诉我，这个签字有他们局长负责，让我先等等，可是我这一等就在也没有了消息。
我很气愤以后就天天去卫生局，同时我还保留了一些孩子们在医院呕吐的食物证据，我又去了质量监督局，办事人员告诉我，这里只负责单位的鉴定，必须提供单位的介绍信和证明和一笔非常高昂的鉴定费，我非常气愤的问为什么，办事人员说问我们领导吧，这时他们科长出现了，没想到我的一个发小，从小一起玩的伙伴如今是质量技术局，监督科的科长。我真高兴。
我把孩子中毒情况和他一说，他笑了，他告诉我这事太多了，向你这样告的人也很多，去那告都不可能有结果，他说帮我打个电话给卫生局，通过电话后，他告诉我可以赔偿个人3仟，不要和其他人说。我表示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小姨子为这事已经跑到精疲力竭了，她就同意了，她说其他人一分钱都还得不到，应该知足了。
为了留下这些部门的丑陋，我特意4百多元买了一台微型录音机，我们在到卫生局取钱时与科长的对话进行了全部录音，科长长的矮胖，带个深度的眼镜，见到我，哈哈一笑，说你很幸运，是第一个能拿到3仟元的赔偿人，我说那其他人怎么办？孩子都是一起中毒的，我也是他们共同代理人，科长说，你得感谢你朋友，不然连你这3仟也没有，其他人让他们去告吧。
我小姨子接过钱点了一下，我问需要签个字吗？科长说不需要，我们孩子中毒的事就这样解决了。
我带着郁闷和纳闷又找到了火腿肠批发部问他们经理，这件事有人来调查过吗？他说没有，我又问是不是有很多人来告食物中毒的事，他说是。我问一般都怎么处理，他说，我们就给出个证明，其它都有厂家处理，象双汇在这有本地都有代表处，代表处负责与政府各个部门的沟通，所以一般人根本就无法能告赢。我懵懵懂懂的好像明白了，政府不是党领导的一伙人吗？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对他们一般是没有用的，只要他们需要就有用了。
后话：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多次向共党的各个部门和媒体写信控告，但大多都是石沉大海。
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食品都有毒，可百姓吃的都很香，人口紧着控制还不断增加，百姓都对共党政府感恩戴德，没有反对和反抗的，有个别不满的也早就被特务陷害和周围愚昧的口水给淹死了。
我仰天长叹，这个国家，民族，怎么这么多的荒谬，百姓怎么那么的懦弱和愚昧，那些黑帮怎么那么心黑手狠，残忍，国家的利益被出卖，民族文化被摧毁，百姓思想被困在井底，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
我想到政府常常告诉国民，日本当年屠杀了40万中国人（只是一家之言），可这一根小小的火腿肠毒害死多少人，有人统计吗？
还有其他更多的被黑帮制度保护下的有毒食品，更多的黑帮制度种种原因残害死应该是40万的多少倍！
双汇啊！15年后我才终于看到你的良心被道德，良知，正义，天地，世人的谴责而被迫销毁了有毒，过期的那些食品，当看到销毁的图片多少人都感到触目惊心，而我作为15年前的一个受害者，一个与你战斗过的小小律师，在你们巨大的势力面前深深体会到鸡蛋创石头，蚂蚁被巨人碾踩滋味，今天我再回顾那段与双汇毒害人战斗的往事，希望能给泯灭道德的人良心谴责，给那些愚昧麻木的人以警醒。
15年前1995年4月也是这样一个春天明媚的日子，我小姨子下班后给5岁心爱的宝贝儿子买了一箱“双汇”牌火腿肠，回到家儿子正和邻居几个一样大的孩子玩耍，孩子见到妈妈下班回家自然高兴，扑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妈妈的叫个不停，妈妈把买的火腿肠给孩子也同时给了一起玩耍的孩子分享，孩子们高兴的吃着火腿肠继续高兴的玩耍。
晚上玩累的孩子和工作一天的大人都累了，也都早早的就休息了，半夜凌晨2点多钟，孩子开始呕吐，抽筋，翻白眼并吐白沫，吓坏了父母，半夜赶紧叫救护车送到了内蒙包头北方医院儿童科进行抢救，这时又有几个孩子也送来抢救，一看都是吃双汇火腿肠的几个孩子，医生很熟练的采取洗胃等医疗措施。
第二天我和我太太都去看望，经过一夜的抢救，这些孩子都已经送到了监护病房，北方医院儿童科在4楼，大约有6个病房，每个病房有10多个床位，每个病房我看都已经满了。
我为了解一些搜集证据，向医生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医生告诉我大多数都有因为食品中毒，中毒的程度和食品源都不一样，每天都有，我问是否有控告的呢，医生说有，但没有听说能告赢的----
“双汇”美味营养火腿肠在电视上天天登上着广告，画面那些家庭孩子都快乐用各种煎，炒，烹炸吃着火腿肠，我想这些CCTV是不是能来了解一下这些受他们食品广告影响而被中毒的孩子和家长的痛苦！
能与大名鼎鼎的河南“双汇”打一场官司也是我这个小律师出名的好机会，并且我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证据，如果依照法律我一定能赢，还能获得一大笔赔偿。
年轻的我信心十足，斗志昂扬，我先后搜集的证据：购买“双汇火腿肠”的发票，商店的证人证言，食品批发公司的证人证言，医生诊断和住院证明。在搜集证据时，证人的给予我大力的支持，但同时他们认为我单纯，根本就白费功夫，不可能告赢。
我拿着中毒家属的集体授权委托书，写了一份起诉状送到了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立案庭，两周后得到通知不予立案，原因，需要证据不全，1，需要补充质量监督局的鉴定书，2，需要工商局消费者协会给予调节证明，3，需要卫生局的裁决书。我正要申辩，就被撵出了法院。
我走出法院，我看看天，感到很茫然，塔拉下脑袋有些泄气，但一看那些受害家属都在看着我，我鼓起精神，我走向去检察院法制科，向提出检察院提出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立案给予立案监督。检察院让我回去等消息，2周过去了，当我前去检察院询问结果，检察院接待人员告诉我，此案不属于检察院受理范围，另找其它部门，我刚要申辩，被穿制服的检察官告知，这是检察院办公地方，不允许大声喧哗和无理取闹，我又被撵了出来。
我无奈就依照法院所说，继续补充法院索要无理的证据。
我去了工商局的消费者协会，提供了所有证据，穿着制服的接待人告诉我等后听结果。
一周后，我去了询问处理结果，被告知这事归卫生防疫部门处理，他们只是一个协调部门，我还是要争辩，被告知如果不满意他们处理的结果可以找上级部门，我问上级部门是哪里？工作人员告知是国务院。我又是无奈的摇摇头走了出来。
我开始去卫生局，卫生局很重视，这个部门的科长亲自认真接待了我，他要我把没有没有吃完的火腿肠给他，他们要做认真的化验，并把那些原始证据提供给他们，我交给他们后要求留下拿到我原始证据的签字，科长告诉我，这个签字有他们局长负责，让我先等等，可是我这一等就在也没有了消息。
我很气愤以后就天天去卫生局，同时我还保留了一些孩子们在医院呕吐的食物证据，我又去了质量监督局，办事人员告诉我，这里只负责单位的鉴定，必须提供单位的介绍信和证明和一笔非常高昂的鉴定费，我非常气愤的问为什么，办事人员说问我们领导吧，这时他们科长出现了，没想到我的一个发小，从小一起玩的伙伴如今是质量技术局，监督科的科长。我真高兴。
我把孩子中毒情况和他一说，他笑了，他告诉我这事太多了，向你这样告的人也很多，去那告都不可能有结果，他说帮我打个电话给卫生局，通过电话后，他告诉我可以赔偿个人3仟，不要和其他人说。我表示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小姨子为这事已经跑到精疲力竭了，她就同意了，她说其他人一分钱都还得不到，应该知足了。
为了留下这些部门的丑陋，我特意4百多元买了一台微型录音机，我们在到卫生局取钱时与科长的对话进行了全部录音，科长长的矮胖，带个深度的眼镜，见到我，哈哈一笑，说你很幸运，是第一个能拿到3仟元的赔偿人，我说那其他人怎么办？孩子都是一起中毒的，我也是他们共同代理人，科长说，你得感谢你朋友，不然连你这3仟也没有，其他人让他们去告吧。
我小姨子接过钱点了一下，我问需要签个字吗？科长说不需要，我们孩子中毒的事就这样解决了。
我带着郁闷和纳闷又找到了火腿肠批发部问他们经理，这件事有人来调查过吗？他说没有，我又问是不是有很多人来告食物中毒的事，他说是。我问一般都怎么处理，他说，我们就给出个证明，其它都有厂家处理，象双汇在这有本地都有代表处，代表处负责与政府各个部门的沟通，所以一般人根本就无法能告赢。我懵懵懂懂的好像明白了，政府不是党领导的一伙人吗？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对他们一般是没有用的，只要他们需要就有用了。
后话：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多次向共党的各个部门和媒体写信控告，但大多都是石沉大海。
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食品都有毒，可百姓吃的都很香，人口紧着控制还不断增加，百姓都对共党政府感恩戴德，没有反对和反抗的，有个别不满的也早就被特务陷害和周围愚昧的口水给淹死了。
我仰天长叹，这个国家，民族，怎么这么多的荒谬，百姓怎么那么的懦弱和愚昧，那些黑帮怎么那么心黑手狠，残忍，国家的利益被出卖，民族文化被摧毁，百姓思想被困在井底，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
我想到政府常常告诉国民，日本当年屠杀了40万中国人（只是一家之言），可这一根小小的火腿肠毒害死多少人，有人统计吗？
还有其他更多的被黑帮制度保护下的有毒食品，更多的黑帮制度种种原因残害死应该是40万的多少倍！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出租屋里办起制药车间，锯末屑变身“治病名药”（他的药粉是万能药，你只要要求什么药， 他就可以帮你生产什么药）； 制假售假一条龙形成产业链，整治网络购药刻不容缓（网上如何监控监管，这个从手段我们 还不够，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手段）；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锯末”胶囊现形记》。 【主持人】经过半年多的侦办，湖北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假药案，查获４个制售假药 团伙。一年多来，这４个假药团伙假冒全国１３０多个正规厂家，制售了２１０多种、数百万 盒假药，涉案金额１０００多万元。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假药竟都是用锯末屑、面粉、麦麸等 作原料制作的，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 【解说】２０１０年６月，湖北省荆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某药品公司在网上 购买一批药品，发现包装上缺少生产日期和批号。经过开箱检查，药监局工作人员发现这批药 品另有玄机。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局长 郭志强： 箱内存放有大量的药品企业的资质证明，什么许可证啊，工商营业执照啊，还有批准文号 啊，检验报告啊，都是其他企业的，同时盖有行政公章。 【解说】药监人员迅速与这批药品对应的国内７个正规药厂联系，厂家证实药品上的生产批 号均系伪造。而进一步的监测结果更让人大吃一惊，这批药品的成份竟然是锯末屑、面粉和麦 麸。为了查出假药来源，荆州市药监局立即向警方报案。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侦查员 黄海： 那么这个假药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你们首先看，我先捏开一粒，这都是锯末的，这都是锯 末做的，（记者：这都是什么做的？）这都是锯末做的，这个里面是空心的，把这个锯末状的 所谓的药粉吧，这个原药，灌装进去，他有个设备，然后就把它合口，合口了之后就成了这样 的，（一个一个的），对，就成了这一个一个的，然后又抛光。 【解说】警方认定，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巨大的假药案。荆州市警方马上成立一个由３０ 人组成的专案组，展开深入调查。经过２个多月调查，４个分布在湖北荆州、天门、仙桃等地 的假药团伙被锁定。２０１０年９月，警方多地同时行动，捣毁了这些团伙的６个制假窝点。 这４个团伙从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从外地购买原材料，自建生产线，假冒全国 １３０多个正规厂家，制售了２１０多种假药，总量达到数百万盒，涉案金额１０００多万 元。警方调查时还发现，这些制假者多为农民。那么，一群没有任何药品知识的农民是如何生 产出药品的呢？ 【同期】犯罪嫌疑人 胡某： 会做啊，包装活怎么不会做呢，包装活就都是买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买回来的。 【解说】据胡某讲，制造假药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先购买已制作成型的半成品胶囊，然后根 据客户的需要，从外地采购相应的药品包装盒，经过在租用的“厂房”里包装后，通过网络发售 出去。 【同期】犯罪嫌疑人 胡某弟弟： （记者：你的胶囊和包装都是买的？）就是买回来东西我就做点包装的事，其他都是买回来 的，买回来就拼装在一起了。 【解说】那么，胡某所说的半成品假药又是从哪里买来的？这些半成品假药又是在怎样的环 境下生产出来的呢？这是２０１０年９月荆州市警方捣毁的一个假药制造窝点，这个窝点就设 在一间破旧农舍里，屋里面堆满了各种假药原料。这台机器就生产胶囊的关键设备——灌装 机，就是这样一台机器，只要两个人操作，一晚上就能生产出５万盒，共计１２０万粒假药。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副队长 代俊： 生产设备是很齐全的，他除了不具备外包装，他的其余整套，从药粉，到胶囊灌装，最后封 口，铝铂的封锡、封口，他都有全套的机器设备。他还雇请了４个工人，一般都是晚上是整夜 开工。 【解说】在假药制造窝点里，警方还发现了大量的原药。这些粉末状的东西就是胶囊里的所 谓的“药物”。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副队长 代俊： 他的那个药粉可以称为是万能药，你只要要求什么药，他就可以给你生产什么药，他只不过 是换了一个外包装，其实里面的成份都是麸皮、锯末、面粉。 【解说】而这些制假窝点的卫生条件则更让人触目惊心。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副队长 代俊： 里面那就根本不可能具备（卫生条件），他就是租的别人的民房，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 一个违法犯罪的事情，一般白天都是不生产的，都是晚上生产，而且是找的地方也是很隐蔽， 一般都是别人的后院啊，或者那个废旧的仓库啊，厨房啊这类的，卫生条件是极差的。 【解说】经过警方查明，已归案的４个团伙制造、假冒了全国共计１００多家正规厂家生产 的２００多种药品。而如此低劣的假冒药品被生产出来后，制假团伙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将药品 销售出去呢？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副队长 代俊： 他的销售渠道是通过在网上，第一个是网上发布、刊登虚假广告，第二是每年全国各地有不 少药品订货会，经销会，他去参加，拿别人的，各地药厂的宣传单啊、外包装啊，作样本，拿 回来之后，然后根据网上找他进货的那些客户的要求，他再来进行加工，购买半成品，自己最 后组装成整箱整件整盒的药品，然后再分销出去。 【解说】制假团伙在北京、广州、西安等地设置服务器，制作并不存在的“医药公司”网页， 通过在网上发布各种医药信息网上销售假药。为了取得分销商的信任，制假者还私刻了全国很 多正规厂家的公章，并以委托销售的形式向药商授权。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侦查员 黄海： 这什么用处呢？它就跟给他的合同啊，授权、委托啊，就盖个章子，证明我是正规的药厂 的，委托你这个药贩，这个小药贩， 你卖我的药，消除别人的疑虑啊。 【解说】就这样，假药逃过了工商、质检和药监等部门，直接通过网络销往各地，而涉及药 品制售各个环节的不法分子通过层层加价，都获得了巨额的非法利润。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侦查员 黄海： 现在这一板的话，它的成本在两毛钱左右，两毛钱呢那么说两板就是４毛，那么我们再算， 这一盒４盒（板）的话，四四一块六，不超过２块钱，但是批发出去是１４块。（卖给消费者 呢？）卖给消费都再翻番，２４（元）、２８（元）了。 【解说】按照规定，处方类药品不允许在网上销售。但是受利益驱使，许多网站违规销售药 品，这使得假药在网上大行其道，药品监管部门对此也十分苦恼。 【同期】湖北省荆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局长 郭志强： 就我们现在这个具体情况来看，也还有些困难，比如说，网上这一块，我们药监怎么控制， 特别是在准入这一块怎么搞，好像有些职权不在我们这里，有些难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网上 如何监控监管，这个从手段上还不够，还没有这方面的手段。 【解说】而根据警方介绍，假药制造形成的产业链条由于通过网络违规操作，隐蔽性强，制 假者又相互联系，流水作业，对于公安部门来说，打击困难也很大。相关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买药时应选择正规药店，对于网上的信息要仔细甄别，避免上当。 【主持人】据了解，这一案件牵出５００多条制售假药线索，涉及全国２８个省市。在公安 部统一部署下，这些线索已分解到各相关省市，各地警方正积极展开侦查。好，感谢收看本期 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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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中国学者平庸不是人穷是志短
中国学者平庸不是人穷是志短: "
中国学者平庸不是人穷是志短
张千帆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f=w&ctid=21820&boardid=1&id=6857543&page=1#6857543
据近日报道，科技部撤销了“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谁都知道学术腐败是一个制度问题，大学行政化、学术官僚化、数字化评价机制逼迫学者炮制垃圾论文乃至造假……学术体制的罪恶首先在于它对整个学术界的腐化作用，造成了中国学者的平庸甚至人格堕落。其实这个命题在中国可以说是过于显然正确，无需论证，甚至连行政官僚自己都不否认。不过虽然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这个体制似乎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同一块钱币的另一面——— 学者自己的问题。
在我看来，文人没做好自己的学问就怪体制糟糕，就好比官员腐败怪体制漏洞太多、诱惑力太大，甚至就像小偷犯禁怪别人钱太多、法制不严明一样，听起来让人觉得过分，似乎错都在“制度”，都是别人的事，跟自己一点干系都没有。其实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物，它确实影响每个人，但每个人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维持着制度的运行，因而所有人都多少对制度现状承担一点责任。现在倒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制度”成了一切罪恶的替罪羊。在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指向别人的状态下，中国学术是不会改善的。
制度固然是造成中国学术平庸乃至腐败的首恶，却顶替不了学者自己的责任。学术腐败首先是学术平庸的产物，造假、抄袭显然是不值得哪个大家或哪怕只是有点自尊的人去做的，而学术平庸则归根结底是学者自身的平庸。许多所谓的学者甚至“著名”学者只是把学术当做一种生存手段，对学术本身则缺乏兴趣和抱负，真正像韦伯所说的把学术作为一门“职业”的人不多。其实大多数学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火箭科学，只要踏踏实实投入足够的努力就能有实实在在的产出。一般学者只要潜心学业，没有荒废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十年寒窗”，至少博士毕业就能基本成就一番像样的事业。因此，中国学术是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平庸的。都说中国人“聪明”，能进大学、研究所的肯定都不笨。但是我们的聪明都用在了哪里？看看我们的学者每天都在忙些什么？真正花在读书、研究或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在没有实质知识积淀的状态下，这样的“学术”又怎能不平庸呢？
当然，学问做不好的一个主要借口是学术在中国不足以支撑起一份职业。三十年前也许可以抱怨物质基础太差，学者收入太低，毕业后要忙着挣钱买房、养家糊口、带孩子，谋得一官半职之后又泡在“文山会海”当中，只能不务学术正业。然而，我认为这种借口今天已不能成立，因为中国社会已经为正常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许多大学的办公条件都得到巨大改善，研究经费也在突飞猛进地增长；更何况理工科需要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多少经费的，我也没听说有哪一项惊天动地的发现是靠“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资助做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当了教授，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做“房奴”甚至“蚁族”的有多少？在大城市买房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本身不足以压垮中国青年学者的脊梁；工作之后贷款若干年，应该解决了吧？要知道，国外年轻大学教师也没有一毕业就能买房的，也是要做好几年“房奴”的。基本生活安定了，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职业做好呢？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平庸，不是人穷，而是志短。
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经历几十年折腾之后，已经磨灭了基本道德常识和职业伦理。在儒家文明的话语体系里，这个道德常识就是做人的基本自尊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耻感。剽窃者一定认为不劳而获得别人的知识产品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就像盗贼为成功得手而津津乐道一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心甘情愿做这类“下三滥”的事情，而不感到任何耻辱。当然，大多数学者就和老百姓一样还是有耻辱感的，超越基本底线的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也毋庸讳言，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职业精神支撑的群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已；既然职业是手段，谋生才是目标，那么为了生存得更好，纵然牺牲点职业也未尝不可。其实不仅是学术界，其它行业何尝不是如此。不仅学者不好好为学，偏要混个一官半职(这和大学行政化确实有很大关系)或炒股赚钱，而且官员也不好好做官，偏要混个博士学位或斤斤于如何以权谋利；商人也不好好经商，偏要想方设法混进人大或政协和政府套近乎，或进商学院混个EM BA文凭。今天社会混乱的根源便在于没有谁真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中国社会的重建也必然始于职业人格的确立。
讲了点自己专业之外的话，因为宪法本来是要拿制度说事的，但是再好的制度没有像样的人去落实，到头来还是扯淡。既然中国学术平庸是学者自己造成的，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学者自己还是要承担一点责任，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别人制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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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平庸不是人穷是志短
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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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日报道，科技部撤销了“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谁都知道学术腐败是一个制度问题，大学行政化、学术官僚化、数字化评价机制逼迫学者炮制垃圾论文乃至造假……学术体制的罪恶首先在于它对整个学术界的腐化作用，造成了中国学者的平庸甚至人格堕落。其实这个命题在中国可以说是过于显然正确，无需论证，甚至连行政官僚自己都不否认。不过虽然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这个体制似乎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同一块钱币的另一面——— 学者自己的问题。
在我看来，文人没做好自己的学问就怪体制糟糕，就好比官员腐败怪体制漏洞太多、诱惑力太大，甚至就像小偷犯禁怪别人钱太多、法制不严明一样，听起来让人觉得过分，似乎错都在“制度”，都是别人的事，跟自己一点干系都没有。其实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物，它确实影响每个人，但每个人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维持着制度的运行，因而所有人都多少对制度现状承担一点责任。现在倒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制度”成了一切罪恶的替罪羊。在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指向别人的状态下，中国学术是不会改善的。
制度固然是造成中国学术平庸乃至腐败的首恶，却顶替不了学者自己的责任。学术腐败首先是学术平庸的产物，造假、抄袭显然是不值得哪个大家或哪怕只是有点自尊的人去做的，而学术平庸则归根结底是学者自身的平庸。许多所谓的学者甚至“著名”学者只是把学术当做一种生存手段，对学术本身则缺乏兴趣和抱负，真正像韦伯所说的把学术作为一门“职业”的人不多。其实大多数学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火箭科学，只要踏踏实实投入足够的努力就能有实实在在的产出。一般学者只要潜心学业，没有荒废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十年寒窗”，至少博士毕业就能基本成就一番像样的事业。因此，中国学术是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平庸的。都说中国人“聪明”，能进大学、研究所的肯定都不笨。但是我们的聪明都用在了哪里？看看我们的学者每天都在忙些什么？真正花在读书、研究或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在没有实质知识积淀的状态下，这样的“学术”又怎能不平庸呢？
当然，学问做不好的一个主要借口是学术在中国不足以支撑起一份职业。三十年前也许可以抱怨物质基础太差，学者收入太低，毕业后要忙着挣钱买房、养家糊口、带孩子，谋得一官半职之后又泡在“文山会海”当中，只能不务学术正业。然而，我认为这种借口今天已不能成立，因为中国社会已经为正常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许多大学的办公条件都得到巨大改善，研究经费也在突飞猛进地增长；更何况理工科需要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多少经费的，我也没听说有哪一项惊天动地的发现是靠“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资助做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当了教授，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做“房奴”甚至“蚁族”的有多少？在大城市买房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本身不足以压垮中国青年学者的脊梁；工作之后贷款若干年，应该解决了吧？要知道，国外年轻大学教师也没有一毕业就能买房的，也是要做好几年“房奴”的。基本生活安定了，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职业做好呢？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平庸，不是人穷，而是志短。
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经历几十年折腾之后，已经磨灭了基本道德常识和职业伦理。在儒家文明的话语体系里，这个道德常识就是做人的基本自尊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耻感。剽窃者一定认为不劳而获得别人的知识产品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就像盗贼为成功得手而津津乐道一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心甘情愿做这类“下三滥”的事情，而不感到任何耻辱。当然，大多数学者就和老百姓一样还是有耻辱感的，超越基本底线的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也毋庸讳言，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职业精神支撑的群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已；既然职业是手段，谋生才是目标，那么为了生存得更好，纵然牺牲点职业也未尝不可。其实不仅是学术界，其它行业何尝不是如此。不仅学者不好好为学，偏要混个一官半职(这和大学行政化确实有很大关系)或炒股赚钱，而且官员也不好好做官，偏要混个博士学位或斤斤于如何以权谋利；商人也不好好经商，偏要想方设法混进人大或政协和政府套近乎，或进商学院混个EM BA文凭。今天社会混乱的根源便在于没有谁真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中国社会的重建也必然始于职业人格的确立。
讲了点自己专业之外的话，因为宪法本来是要拿制度说事的，但是再好的制度没有像样的人去落实，到头来还是扯淡。既然中国学术平庸是学者自己造成的，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学者自己还是要承担一点责任，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别人制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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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7日星期四
国难中从一个人的作为看一个民族的伟大
我的邻居一家3口人，男主人是个英国的绅士，太太是个典型日本贤惠的妻子，有一个5岁的孩子非常可爱。也许是日本人都有洁癖的关系，他们一家搬来成我邻居以后，就把我们公共的花园打扫的非常干净，连一片树叶和一丁点杂草都没有，就连门口的垃圾桶他们都用消毒液洗涤的干干净净，我感觉他们真是有点过于干净了。
因我年轻是也学过几句日语，现在也算用上了，平时和这个日本女邻居见面也会用日语说几句，她自然也是很高兴，也是彬彬有礼的用很好听的日语回答我，她虽然不化妆但看去很是端正典雅的美丽。
日本发生地震的第二天我看她和丈夫在花园，我也就赶紧去和他们打招呼谈日本地震，表示我对日本受灾的同情，她告诉我明天她就要回到日本去了，我很吃惊，不明白日本那边正在地震还有核危机，人们都在逃亡她为什么要回去，难道是有放不下的亲人还是有很多的财产需要转移？她告诉我她是医生，日本现在需要医生所以她要回去，我吃惊的问她丈夫和孩子怎么办，她丈夫说和她一起回去，说也希望能参加受灾的救援工作，孩子交给男方的姐姐帮助照看。
我听他们这很普通平常的话，看了他们两半天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好，我心里酸，眼圈就红了，我转头回到家，拿出手上仅有的300磅，去交给这对邻居手中，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给那些受灾人一点点的帮助，这对夫妇告诉我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捐款，让我通过其它途径或网上去捐款。
这时我想到，在汶川地震时那些我不认识的英国老太太也委托我向地震灾区捐款，我把我的捐款和那些不认识的一些英国的邻居捐款都给了教会，但都没有听说下落，我想这次我的捐款不会象给中国一样的后果吧。
我的邻居已经回到了日本，我这几天我一直盯着电视看希望能出现他们的身影，日本的灾难还在继续，我看到那里的人民都是那样有良好的素质，坚强勇敢的面对巨大的灾难，这样一个民族才配得起“伟大”的民族。
因我年轻是也学过几句日语，现在也算用上了，平时和这个日本女邻居见面也会用日语说几句，她自然也是很高兴，也是彬彬有礼的用很好听的日语回答我，她虽然不化妆但看去很是端正典雅的美丽。
日本发生地震的第二天我看她和丈夫在花园，我也就赶紧去和他们打招呼谈日本地震，表示我对日本受灾的同情，她告诉我明天她就要回到日本去了，我很吃惊，不明白日本那边正在地震还有核危机，人们都在逃亡她为什么要回去，难道是有放不下的亲人还是有很多的财产需要转移？她告诉我她是医生，日本现在需要医生所以她要回去，我吃惊的问她丈夫和孩子怎么办，她丈夫说和她一起回去，说也希望能参加受灾的救援工作，孩子交给男方的姐姐帮助照看。
我听他们这很普通平常的话，看了他们两半天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好，我心里酸，眼圈就红了，我转头回到家，拿出手上仅有的300磅，去交给这对邻居手中，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给那些受灾人一点点的帮助，这对夫妇告诉我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捐款，让我通过其它途径或网上去捐款。
这时我想到，在汶川地震时那些我不认识的英国老太太也委托我向地震灾区捐款，我把我的捐款和那些不认识的一些英国的邻居捐款都给了教会，但都没有听说下落，我想这次我的捐款不会象给中国一样的后果吧。
我的邻居已经回到了日本，我这几天我一直盯着电视看希望能出现他们的身影，日本的灾难还在继续，我看到那里的人民都是那样有良好的素质，坚强勇敢的面对巨大的灾难，这样一个民族才配得起“伟大”的民族。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
孙笑侠：六十年前《宪政》月刊的人与事
孙笑侠：六十年前《宪政》月刊的人与事: " 【早早就听闻民国时期有一本《宪政》杂志，前日检索资料，查出孙先生此文。待将来解了报禁，倒可考虑续此薪火，重整山河。】
60年前《宪政》月刊的人与事
孙笑侠
六十年前有一本专门倡导宪政运动、传播宪政观念的刊物，叫《宪政》（月刊）。它创刊于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终止年月不详。发行人为黄炎培先生[1] ，主编张志让先生[2] 。
1943年蒋介石自召开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后提出宪政民治的口号，黄炎培、张志让等创刊发起人，认为有必要从文化思想上尽力促进宪政，所以在1943年11月29日在重庆打铜街原交通银行二楼召开发起人会议，商谈创刊办法。与会者基本上是发起人，包括钱新之[3] 、黄炎培、张志让、杜月笙、戴修瓒、康心如、吴羹梅、陆鸿仪、陈时、卢作孚、杨卫玉、向乃祺等二十六人（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三位发起人）[4] 。会议公推黄炎培任发行人（相当于今天的杂志社长），张志让任总编辑，又称主编。出版机构采用出版社还是出版公司，则公推钱新之、黄炎培、张志让三人商讨决定。后来决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命名为“宪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前夕由钱新之、杜月笙[5] 、吴羹梅（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黄炎培、张志让五位先生具函通知各发起人认购股款并全数缴付银行。此后便成立公司。[6]
编辑委员依笔画繁简为序排列有：戴修瓒，褚辅成，杨卫玉，黄炎培，傅斯年吴羹梅，章友江，章行严，陆鸿仪，陈北鸥，祝世康，江问渔，向乃祺，王芸生。发行所为“重庆张家花园五十六号国讯书店”。定价标明为“本号每册十元”。在定价后面还注明“定阅”问题，曰“因物价时有变动，只受活期定阅。定阅费分六十元及一百二十元两种，按期照售价扣算，免收邮费，挂号快信照加”。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宪政月刊志趣书》，相当于今天常用的“发刊词”。因文字简短，故全文照列如下：
同人感于我 贤明领袖热忱闳愿，倡导宪政之实施，决定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先就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自民纪三十三年元旦，开始发动全国人民研讨宪法草案，并授协进会以重大使命，力谋沟通政府与民间关于宪法问题暨其它有关政治问题之意见，其文，则宪法也。其事，则宪政也。其方法，则民治精神之所寄也。国父之释政权云：政是众人之事。况有倡于上者，安可无和于下者。爰经集议，愿以民间地位，响应政府空前盛举，集合群力，创为本刊。 在 领袖领导之下，以客观态度，研究宪法与宪政诸问题，析理只求其真，论事只求其实，而一以国人所宗仰之三民主义为规范。依此志趣，自定其任务，具如下方：
一、协助政府从事关于提倡实施宪政之宣传。
二、对全国有志研究讨宪政者，贡献所见，以资博采。
三、收者集国内外关于宪政各项资料，以供研讨之用。
四、介绍世界关于宪政或民治之新著述，以广参考。
五、供给专家以关于宪政问题交换意见之机会。
六、广事征集各界关于宪政之意见而斟酌发表之。
七、一般青年愿贡献其对于宪政之意见斟酌发表之。
八、读者与本刊及读者与读者间，有关于宪政之通讯，斟酌发表之。
敬以至诚对读者诸君！
欢迎教正，欢迎投稿，欢迎通讯。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
宪政月刊创刊初期就有杜月笙这样的大佬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们凭想象总会以为办刊经费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此刊的纸张比今天任何一份报社的报纸新闻纸都要差得多的纸张，既薄又粗，现在翻看起来极容易破损，比明清时期的线装书籍还可怜。由此可见当年创刊者手头之拮据，创刊号就刊载了广告，但仅限于书籍广告，如《清宫外史》、《托尔斯泰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事管理之理论》、《太平洋军事地理》等等。从第二期开始，广告开始多样化了，图书出版、银行信托、百货公司、标准铅笔、钢铁制品、电力电化，轮渡交通、纺织染料、味精淀粉，甚至擦面牙粉，等等。
创刊号的作者及其文章题目为主编张志让（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邵力子（苏联新宪法中的三个特点），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吕复（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及将来宪法之商榷），祝世康（宪政与民生主义）陈顾远（宪政与民权），向乃祺（五五宪法草案之特点及其未来展望），陈北鸥（英美苏宪法的比较），普利期托莱（战争四年中英国民主政治的改造），白禾（译，纳粹铁蹄下的民主革命），张尚之（译，欧洲的民主组织），另有一个附录，题为“最近宪政文献”。
当时的中国，宪政研究者不多，宪政文稿来源并不充足。两年期间，黄炎培发表文章十一篇，张志让发表文章十二篇。出版的16期里面有两期是合并为双月刊的，这等于是说，黄、张两先生每期都发表文章呼吁宪政，可见他们两位是这个时期的宪政的最竭力的鼓吹者，真正令人肃然起敬。黄张二先生的文章主要是回忆宪政历史、讨论现实政治、倡导宪政运动、传播宪政观念。其中黄炎培先生以宪政运动的现实问题为主，密切结合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发生的事件，比如《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关于宪政实施文件两种》、《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协助政府促成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宪政运动下南洋侨务两大方针》、《八十律师保障人权的意见而提出之建议》、《机关民主化》、《吾们读了克里米亚宣言以后》、《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张志让先生以阐明宪政理论和倡导宪政观念为主，比如《训政宪政与现阶段建国工作》、《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青年对宪政的历史任务》）、《准备世界民主新阶段的届临》、《国父的革命理论与宪政》、《政权治权及民权体制的特点》、《提倡言论自由加强言论领导的建议》。另外，向乃祺发表文章四篇，周谷城发表文章四篇，此外还常常出现的名字有吕复、王云五、邵力子、左顺生、林享元、萨孟武、张明养、孙科、杨卫玉、陈北鸥、祝世康、叶圣陶、张友渔等（还有蒋学模曾翻译了一篇美国自由世界杂志的文章《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为新政而奋斗》）。
从月刊得知，黄炎培先生经常走访调研基层民间，或在大学学生或知识分子中间作倡导宪政的演讲。他有《川西旅途中谈宪政》（第四期）以及《从宪政运动看中国前途》（第七、八期合刊，受邀在复旦大学给学生所作的演讲记录）。从他的言论与行动看，显然是当年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而不单纯是一位学者。这不仅表现于此，他与张志让先生还定期邀请各界名流，在月刊社主持举行精彩的专题座谈会，倘若没有一定的感召力是难以做到的。
《宪政》月刊的“座谈会”自1944年1月至1945年4月短短的一年之间，共举行十二次座谈会。第一次是在1944年1月4日下午2点，借重庆交通银行二楼会议室，参加者有银行、实业、自由职业、报社记者及学术等各界人员二十余人（其中有杜月笙），其中大部分为本刊发起人。座谈会当然由黄炎培和张志让任主席（后来形成惯例，除个别几次黄先生制度之外，均由黄张二人共同担任主席）。
当时的意识形态在学术中的气氛并不浓厚，比如学者们谈苏联宪法，根本不忌讳其社会主义性质或共产党国家的特点，对苏联宪法给予好评的不少，甚至有主张借鉴学习苏联宪法的。[7] 历次会议研讨的主题可分为四类，其一为宪政一般问题；其二为保护私人企业与宪政；其三为宪政与人权；其四为宪政与中外时事。
第一、二次会议均属于“宪政一般问题”。第一次会议具体研讨纲要包括其一，中国目前是否需要宪政，为什么，需要何种宪政？其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施宪政以前是否应在民治大道上有所设施？应有何种设施？其三，今日在推进宪政之时，各界对现在政治法令及一般状况之改进有何建议？其四，有关事项在宪法上应有何种规定？其五，目前应怎样推进宪政运动？[8] 第二次座谈会的主题仍然是宪政一般性问题：中国在制定宪法时及实施宪政前应注意的改进之点：其一关于政治，其二，关于经济，其三，关于教育。[9]
第四、八、九次座谈会属于宪政与人权问题。第四次主题为妇女与宪政，史良到会并作了精彩的发言，她说：今天这会是很值得我们妇女们感谢的。二十九年宪政期成会成立后重庆市妇女界亦曾举行过七次妇女宪政座谈会，所以今天的重庆妇女们对于宪政也许并不会十分生疏。她着重谈了妇女与法律上的平等问题，她说国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名额问题不解决，宪法规定的形式上平等就没有兑现。依照五五宪草规定的代表产生办法，妇女简直没有当选的可能。[10] 第八次主题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沈钧儒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11] 第九次座谈会主题为“建国最基本之地方政象刷新问题”。[12]
第七、十、十一、十二次座谈会属于“宪政与中外时事”主题。第七次主题为暴日政局剧变后的新趋向。[13] 第十次主题为“如何运用罗斯福连任总统后的世界新局势”。[14] 第十一次主题为“克里米亚会议以后旧金山会议以前我国应有何准备”[15] 第十二次主题为“就社会现状求实现民主应先举办之事”[16]
第三、五、六次座谈会是关于“节制私人资本与保护私人企业”，开列的子题目有：其一，平均地权与节制私人资本应否分别先后，有所置重？其二，节制私人资本之标准。其三，何种私人企业应由国家保护并奖励之？其四，如何保护并奖励私人企业？其五，国营企业与应受保护奖励的私人企业的关系；其六，现阶段节制私人资本与保护私人企业应双方并重抑或偏重一方？[17] 第五次座谈会仍然是关于保护私人企业问题。与第三次相比较，有所深化，主题下的研讨纲要除与第三次会议相同外，还增加了保护私人企业及增加生产的政治条件：政治民主化与法治问题。此次会议邀请了天坛宪草起草人之一、金融界领袖黄墨涵先生、成都宪政运动领袖李璜先生、中央大学教授夏炎德先生。[18] 第六次主题为私人企业与宪政。研讨纲要有：其一，在实施宪政前，直接或间接与私人企业有关之法令与办法应如何改进，以达保护和奖励私人企业之目的。其二，宪法草案内有关私人企业之规定有何应加修改之处。其三，保护私人企业，增加生产，有何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之先决条件？[19]
颇为有趣的是，主持或参加《宪政》讨论的多为江浙沪一带的学者、工商领袖。黄炎培，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城厢镇人。张志让，江苏常州人。潘光旦（１８９９—１９６７年）江苏省宝山罗店镇人。钱新之（1885—1958）原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沈钧儒(1875～1963)原籍浙江嘉兴，生于江苏苏州。杜月笙，上海人，江问渔江苏省灌云县人，杨卫玉江苏嘉定人。戴修瓒与康心如虽然不是江浙人，但都在江浙沪一带工作过。戴修瓒(1887～1957)虽是湖南常德人，但担任过上海法学院院长。康心如（1890-1969）虽出生四川省绵阳县(今绵阳市)人，但在上海先后任上海民生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从月刊的创办背景以及参与者成份和地区分布来看，宪政与民营工商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另外，杜月笙为什么会在发起人之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黄炎培先生德高望重，他的话对杜来讲是很起作用的。比如1937年7月，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社会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便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20] 。杜月笙与黄炎培还是同乡（有人说是浦东同乡，大概是指后来），又是好友，此时黄先生要办刊物请杜大佬资助或列入发起人，他当然不会推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另外，这还要讲到杜月笙当年的为人做事的特点，据说，杜是一位“会做人、能做事、肯花钱的人”[21] 。他不仅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而且也作一些与文化有关的事。比如在抗战期间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可见他参与发起《宪政》月刊，就不足为怪了。
2003年12月初稿
2006年10月定稿
注释：
[1]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城厢镇人。1941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访问延安，同年发起“民主建国会”。
[2] 张志让（1893—1978）江苏常州人。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
[3] 钱新之（1885—1958）原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继任交通银行经理，后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全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29年辞官经商，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长期担任复旦大学董事，1936年任代理校长。抗战时期任国民参议员、交通银行董事长。1948与杜月笙筹建复兴航业公司，任董事长。南京解放后赴香港，将复兴航业公司迁至台湾。
[4] 刊物的发起人在后来又有所增加，比如，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等，至1945年月刊的发起人增加到37人。
[5] 杜月笙，上海人，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以贩卖鸦片起家，后加入黄金荣的青帮组织，为上海法租界青帮头子之一。后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1949年逃往香港。
[6] 发起经过仅凭《宪政月刊》第二期封二所刊《本刊发起经过》，虽无其他数据左证，但可视为第一手数据，可以信任。
[7] 杨卫玉在第三次座谈会上谈到经济在宪法中的重要性，则肯定地评价苏联宪法，说苏联宪法“即是以经济贯彻了全部宪法”。参见《宪政》第四期，第37页。
[8] 《宪政》月刊，第二号，第34页。
[9] 《宪政》月刊，第三号，第30页。
[10] 《宪政》月刊，第五号，第32页。
[11] 《宪政》月刊，第十号，第29页。
[12] 《宪政》月刊，第十一号，第33页。
[13] 暴日政局剧变系指1944年7月18日日本东条内阁倒台。《宪政》月刊，第九号，第29页。
[14] 《宪政》月刊，第十二、十三号，第59页。
[15] 英美苏三国首脑的克里米亚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十一处提出“和平”、八处提出“民主”。旧金山会议是指1945年4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宪政》月刊，第十四、十五号，第31页。
[16] 《宪政》月刊，第十六号，第19页。
[17] 《宪政》月刊，第四号，第32页。
[18] 《宪政》月刊，第六号，第32页。
[19] 《宪政》月刊，第七号，第28页。
[20] 邵雍《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21] 他在赌桌上将刚赢到手的地契、房契当众撕毁，笑曰“朋友间输赢都是为了开心”，顿令赌博对手感激涕淋，日后臣服于他。抗战中还作了些积极的支持抗战的工作。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持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邵雍《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来自：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6621"
60年前《宪政》月刊的人与事
孙笑侠
六十年前有一本专门倡导宪政运动、传播宪政观念的刊物，叫《宪政》（月刊）。它创刊于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终止年月不详。发行人为黄炎培先生[1] ，主编张志让先生[2] 。
1943年蒋介石自召开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后提出宪政民治的口号，黄炎培、张志让等创刊发起人，认为有必要从文化思想上尽力促进宪政，所以在1943年11月29日在重庆打铜街原交通银行二楼召开发起人会议，商谈创刊办法。与会者基本上是发起人，包括钱新之[3] 、黄炎培、张志让、杜月笙、戴修瓒、康心如、吴羹梅、陆鸿仪、陈时、卢作孚、杨卫玉、向乃祺等二十六人（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三位发起人）[4] 。会议公推黄炎培任发行人（相当于今天的杂志社长），张志让任总编辑，又称主编。出版机构采用出版社还是出版公司，则公推钱新之、黄炎培、张志让三人商讨决定。后来决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命名为“宪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前夕由钱新之、杜月笙[5] 、吴羹梅（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黄炎培、张志让五位先生具函通知各发起人认购股款并全数缴付银行。此后便成立公司。[6]
编辑委员依笔画繁简为序排列有：戴修瓒，褚辅成，杨卫玉，黄炎培，傅斯年吴羹梅，章友江，章行严，陆鸿仪，陈北鸥，祝世康，江问渔，向乃祺，王芸生。发行所为“重庆张家花园五十六号国讯书店”。定价标明为“本号每册十元”。在定价后面还注明“定阅”问题，曰“因物价时有变动，只受活期定阅。定阅费分六十元及一百二十元两种，按期照售价扣算，免收邮费，挂号快信照加”。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宪政月刊志趣书》，相当于今天常用的“发刊词”。因文字简短，故全文照列如下：
同人感于我 贤明领袖热忱闳愿，倡导宪政之实施，决定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先就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自民纪三十三年元旦，开始发动全国人民研讨宪法草案，并授协进会以重大使命，力谋沟通政府与民间关于宪法问题暨其它有关政治问题之意见，其文，则宪法也。其事，则宪政也。其方法，则民治精神之所寄也。国父之释政权云：政是众人之事。况有倡于上者，安可无和于下者。爰经集议，愿以民间地位，响应政府空前盛举，集合群力，创为本刊。 在 领袖领导之下，以客观态度，研究宪法与宪政诸问题，析理只求其真，论事只求其实，而一以国人所宗仰之三民主义为规范。依此志趣，自定其任务，具如下方：
一、协助政府从事关于提倡实施宪政之宣传。
二、对全国有志研究讨宪政者，贡献所见，以资博采。
三、收者集国内外关于宪政各项资料，以供研讨之用。
四、介绍世界关于宪政或民治之新著述，以广参考。
五、供给专家以关于宪政问题交换意见之机会。
六、广事征集各界关于宪政之意见而斟酌发表之。
七、一般青年愿贡献其对于宪政之意见斟酌发表之。
八、读者与本刊及读者与读者间，有关于宪政之通讯，斟酌发表之。
敬以至诚对读者诸君！
欢迎教正，欢迎投稿，欢迎通讯。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
宪政月刊创刊初期就有杜月笙这样的大佬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们凭想象总会以为办刊经费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此刊的纸张比今天任何一份报社的报纸新闻纸都要差得多的纸张，既薄又粗，现在翻看起来极容易破损，比明清时期的线装书籍还可怜。由此可见当年创刊者手头之拮据，创刊号就刊载了广告，但仅限于书籍广告，如《清宫外史》、《托尔斯泰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事管理之理论》、《太平洋军事地理》等等。从第二期开始，广告开始多样化了，图书出版、银行信托、百货公司、标准铅笔、钢铁制品、电力电化，轮渡交通、纺织染料、味精淀粉，甚至擦面牙粉，等等。
创刊号的作者及其文章题目为主编张志让（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邵力子（苏联新宪法中的三个特点），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吕复（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及将来宪法之商榷），祝世康（宪政与民生主义）陈顾远（宪政与民权），向乃祺（五五宪法草案之特点及其未来展望），陈北鸥（英美苏宪法的比较），普利期托莱（战争四年中英国民主政治的改造），白禾（译，纳粹铁蹄下的民主革命），张尚之（译，欧洲的民主组织），另有一个附录，题为“最近宪政文献”。
当时的中国，宪政研究者不多，宪政文稿来源并不充足。两年期间，黄炎培发表文章十一篇，张志让发表文章十二篇。出版的16期里面有两期是合并为双月刊的，这等于是说，黄、张两先生每期都发表文章呼吁宪政，可见他们两位是这个时期的宪政的最竭力的鼓吹者，真正令人肃然起敬。黄张二先生的文章主要是回忆宪政历史、讨论现实政治、倡导宪政运动、传播宪政观念。其中黄炎培先生以宪政运动的现实问题为主，密切结合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发生的事件，比如《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关于宪政实施文件两种》、《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协助政府促成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宪政运动下南洋侨务两大方针》、《八十律师保障人权的意见而提出之建议》、《机关民主化》、《吾们读了克里米亚宣言以后》、《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张志让先生以阐明宪政理论和倡导宪政观念为主，比如《训政宪政与现阶段建国工作》、《中国宪政运动与世界民主潮流》、《青年对宪政的历史任务》）、《准备世界民主新阶段的届临》、《国父的革命理论与宪政》、《政权治权及民权体制的特点》、《提倡言论自由加强言论领导的建议》。另外，向乃祺发表文章四篇，周谷城发表文章四篇，此外还常常出现的名字有吕复、王云五、邵力子、左顺生、林享元、萨孟武、张明养、孙科、杨卫玉、陈北鸥、祝世康、叶圣陶、张友渔等（还有蒋学模曾翻译了一篇美国自由世界杂志的文章《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为新政而奋斗》）。
从月刊得知，黄炎培先生经常走访调研基层民间，或在大学学生或知识分子中间作倡导宪政的演讲。他有《川西旅途中谈宪政》（第四期）以及《从宪政运动看中国前途》（第七、八期合刊，受邀在复旦大学给学生所作的演讲记录）。从他的言论与行动看，显然是当年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而不单纯是一位学者。这不仅表现于此，他与张志让先生还定期邀请各界名流，在月刊社主持举行精彩的专题座谈会，倘若没有一定的感召力是难以做到的。
《宪政》月刊的“座谈会”自1944年1月至1945年4月短短的一年之间，共举行十二次座谈会。第一次是在1944年1月4日下午2点，借重庆交通银行二楼会议室，参加者有银行、实业、自由职业、报社记者及学术等各界人员二十余人（其中有杜月笙），其中大部分为本刊发起人。座谈会当然由黄炎培和张志让任主席（后来形成惯例，除个别几次黄先生制度之外，均由黄张二人共同担任主席）。
当时的意识形态在学术中的气氛并不浓厚，比如学者们谈苏联宪法，根本不忌讳其社会主义性质或共产党国家的特点，对苏联宪法给予好评的不少，甚至有主张借鉴学习苏联宪法的。[7] 历次会议研讨的主题可分为四类，其一为宪政一般问题；其二为保护私人企业与宪政；其三为宪政与人权；其四为宪政与中外时事。
第一、二次会议均属于“宪政一般问题”。第一次会议具体研讨纲要包括其一，中国目前是否需要宪政，为什么，需要何种宪政？其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施宪政以前是否应在民治大道上有所设施？应有何种设施？其三，今日在推进宪政之时，各界对现在政治法令及一般状况之改进有何建议？其四，有关事项在宪法上应有何种规定？其五，目前应怎样推进宪政运动？[8] 第二次座谈会的主题仍然是宪政一般性问题：中国在制定宪法时及实施宪政前应注意的改进之点：其一关于政治，其二，关于经济，其三，关于教育。[9]
第四、八、九次座谈会属于宪政与人权问题。第四次主题为妇女与宪政，史良到会并作了精彩的发言，她说：今天这会是很值得我们妇女们感谢的。二十九年宪政期成会成立后重庆市妇女界亦曾举行过七次妇女宪政座谈会，所以今天的重庆妇女们对于宪政也许并不会十分生疏。她着重谈了妇女与法律上的平等问题，她说国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名额问题不解决，宪法规定的形式上平等就没有兑现。依照五五宪草规定的代表产生办法，妇女简直没有当选的可能。[10] 第八次主题为保障人身自由问题，沈钧儒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11] 第九次座谈会主题为“建国最基本之地方政象刷新问题”。[12]
第七、十、十一、十二次座谈会属于“宪政与中外时事”主题。第七次主题为暴日政局剧变后的新趋向。[13] 第十次主题为“如何运用罗斯福连任总统后的世界新局势”。[14] 第十一次主题为“克里米亚会议以后旧金山会议以前我国应有何准备”[15] 第十二次主题为“就社会现状求实现民主应先举办之事”[16]
第三、五、六次座谈会是关于“节制私人资本与保护私人企业”，开列的子题目有：其一，平均地权与节制私人资本应否分别先后，有所置重？其二，节制私人资本之标准。其三，何种私人企业应由国家保护并奖励之？其四，如何保护并奖励私人企业？其五，国营企业与应受保护奖励的私人企业的关系；其六，现阶段节制私人资本与保护私人企业应双方并重抑或偏重一方？[17] 第五次座谈会仍然是关于保护私人企业问题。与第三次相比较，有所深化，主题下的研讨纲要除与第三次会议相同外，还增加了保护私人企业及增加生产的政治条件：政治民主化与法治问题。此次会议邀请了天坛宪草起草人之一、金融界领袖黄墨涵先生、成都宪政运动领袖李璜先生、中央大学教授夏炎德先生。[18] 第六次主题为私人企业与宪政。研讨纲要有：其一，在实施宪政前，直接或间接与私人企业有关之法令与办法应如何改进，以达保护和奖励私人企业之目的。其二，宪法草案内有关私人企业之规定有何应加修改之处。其三，保护私人企业，增加生产，有何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之先决条件？[19]
颇为有趣的是，主持或参加《宪政》讨论的多为江浙沪一带的学者、工商领袖。黄炎培，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城厢镇人。张志让，江苏常州人。潘光旦（１８９９—１９６７年）江苏省宝山罗店镇人。钱新之（1885—1958）原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沈钧儒(1875～1963)原籍浙江嘉兴，生于江苏苏州。杜月笙，上海人，江问渔江苏省灌云县人，杨卫玉江苏嘉定人。戴修瓒与康心如虽然不是江浙人，但都在江浙沪一带工作过。戴修瓒(1887～1957)虽是湖南常德人，但担任过上海法学院院长。康心如（1890-1969）虽出生四川省绵阳县(今绵阳市)人，但在上海先后任上海民生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从月刊的创办背景以及参与者成份和地区分布来看，宪政与民营工商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另外，杜月笙为什么会在发起人之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黄炎培先生德高望重，他的话对杜来讲是很起作用的。比如1937年7月，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社会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便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20] 。杜月笙与黄炎培还是同乡（有人说是浦东同乡，大概是指后来），又是好友，此时黄先生要办刊物请杜大佬资助或列入发起人，他当然不会推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另外，这还要讲到杜月笙当年的为人做事的特点，据说，杜是一位“会做人、能做事、肯花钱的人”[21] 。他不仅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而且也作一些与文化有关的事。比如在抗战期间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可见他参与发起《宪政》月刊，就不足为怪了。
2003年12月初稿
2006年10月定稿
注释：
[1]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城厢镇人。1941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访问延安，同年发起“民主建国会”。
[2] 张志让（1893—1978）江苏常州人。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
[3] 钱新之（1885—1958）原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继任交通银行经理，后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全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29年辞官经商，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长期担任复旦大学董事，1936年任代理校长。抗战时期任国民参议员、交通银行董事长。1948与杜月笙筹建复兴航业公司，任董事长。南京解放后赴香港，将复兴航业公司迁至台湾。
[4] 刊物的发起人在后来又有所增加，比如，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等，至1945年月刊的发起人增加到37人。
[5] 杜月笙，上海人，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以贩卖鸦片起家，后加入黄金荣的青帮组织，为上海法租界青帮头子之一。后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1949年逃往香港。
[6] 发起经过仅凭《宪政月刊》第二期封二所刊《本刊发起经过》，虽无其他数据左证，但可视为第一手数据，可以信任。
[7] 杨卫玉在第三次座谈会上谈到经济在宪法中的重要性，则肯定地评价苏联宪法，说苏联宪法“即是以经济贯彻了全部宪法”。参见《宪政》第四期，第37页。
[8] 《宪政》月刊，第二号，第34页。
[9] 《宪政》月刊，第三号，第30页。
[10] 《宪政》月刊，第五号，第32页。
[11] 《宪政》月刊，第十号，第29页。
[12] 《宪政》月刊，第十一号，第33页。
[13] 暴日政局剧变系指1944年7月18日日本东条内阁倒台。《宪政》月刊，第九号，第29页。
[14] 《宪政》月刊，第十二、十三号，第59页。
[15] 英美苏三国首脑的克里米亚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十一处提出“和平”、八处提出“民主”。旧金山会议是指1945年4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宪政》月刊，第十四、十五号，第31页。
[16] 《宪政》月刊，第十六号，第19页。
[17] 《宪政》月刊，第四号，第32页。
[18] 《宪政》月刊，第六号，第32页。
[19] 《宪政》月刊，第七号，第28页。
[20] 邵雍《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21] 他在赌桌上将刚赢到手的地契、房契当众撕毁，笑曰“朋友间输赢都是为了开心”，顿令赌博对手感激涕淋，日后臣服于他。抗战中还作了些积极的支持抗战的工作。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持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邵雍《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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